晋绥分局党校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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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洪保

《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是一本功在当代、润泽后世,很有教育意义的红色教材。图集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革命气息,沉淀着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翻阅沉甸甸的红色图集,我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的伟大历史转变中,中共晋绥分局党校非凡的社会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作用;我看到了:经过分局党校革命大熔炉深造后,一大批用信仰武装起来的干部群体奉命出发,南下路上充满着酸、甜、苦、辣的生活况味;我看到了:南下干部为了党和人民崇高的革命事业,甘愿奉献自己青春与宝贵生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风雨征程;我看到了:在他们身上,处处闪耀着伟大的“吕梁精神”光泽。

阅卷深受启迪,随笔思绪万千。为弘扬红色文化,传播正能量,让新时代里更多的人牢记这段红色革命历史,筑牢信仰之魂,笔者以图集中有关事件为题材,写了几段小文与众分享,意在“讲好晋绥分局党校里的故事,”也是献给《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的一点心意。

战斗剧社的趣闻故事

战斗剧社,初始是活跃在湘鄂西苏区的一支红军宣传队。红军长征途中,剧社成员一边搞文艺宣传,一边参加战斗,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特殊的任务性质,故被贺龙同志命名为战斗剧社。

战斗剧社人员多自带武器,轻装简从。无论在前线阵地慰问演出,还是行军路上当啦啦队,喊口号、表演快板、诗歌朗诵,为提高部队士气,活跃官兵文化生活,教育官兵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弄明白扛枪为了谁,红军和白军性质为什么有差别,起到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后来,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晋察冀抗大二校等单位抽调了一批艺术骨干,为战斗剧社补充了新鲜血液,壮大了剧社演出队伍阵容,提高了剧社演艺水平。此时,剧社已能排演大阵容的剧情节目了。解放战争中,为配合土改运动,剧社先后创作和演出了《土地归农民》《刘胡兰》等剧目。由于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深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疾苦,以及反对地主剥削农民的大量事实,剧情内容贴近生活,表演艺术扣人心弦,各种人物刻画,形象逼真,活灵活现。例如,1947年2月6日,革命烈士刘胡兰同志牺牲后,剧社立即派了一名叫魏风的同志到文水县西周村去采访,很快话剧《刘胡兰》问世。此节目在为解放文水的参战部队演出时,竟然发生了一段让人惊恐万分的小插曲。

当节目演到阎匪连长要用铡刀铡死刘胡兰时,台下的战士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万丈。有一个看戏入了迷的战士,竟然真枪实弹地把子弹推上膛,对着敌军连长就要举枪射击。他的鲁莽举动惊动了身旁战友,经及时阻拦,悲剧才没有发生。从此以后上级规定,凡是有部队观看《刘胡兰》节目演出时,部队都要让战士们检查一下枪膛内是否有子弹。如果有,必须退出来后才能去看节目表演。

1948年,剧社再次创作了歌剧《刘胡兰》。在排练期间,村里老百姓经常到排演现场去看排练。每当看到刘胡兰被杀害这场戏时,观看的老百姓都会悲痛地放声大哭。他们悲咽的哭泣声常常带动演员、导演们也泪水夺眶而出。此时此刻,台上台下早已沉浸在一片哭声里。

歌剧《刘胡兰》剧组,一次到陕西为战斗在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演出。从不爱看戏的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一边观看一边落泪。第二天他对主创人员说:“昨晚这个戏很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士气、增加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战争最大的贡献”。

话剧、歌剧《刘胡兰》,让许许多多群众知道了刘胡兰女英雄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献身的英雄事迹。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为刘胡兰英雄以同样内容,两次题词:一次是1947年刘胡兰牺牲一个月后,毛主席听取任弼时汇报,含泪写下“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八个大字。然而,此稿送到文水后,因战士不慎丢失了。1957年,受山西省团委请求,毛主席再次挥毫,又重新为刘胡兰亲笔题写了“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毛泽东同志于不同年代为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见《父辈的南下》毛主席两次题词)

七月剧社里有个小和尚

1939年,在抗日斗争烈焰中,战地文工团著名的“七月剧社”诞生了。为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剧社排练了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歌舞剧《黄河大合唱》。激昂的唱腔,娴熟优美的舞姿,一次次激发了人们奋起抗战、誓死保家卫国的决心。之后,剧社又先后排演过《绣金匾》《南泥湾》《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高水平节目。无论是战地慰问演出,还是在社会上巡回演出,都深受广大军民喜爱。

说起“七月剧社”,又追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战争年代。

1939年12月3日,晋西事变爆发,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向我根据地发起猛烈进攻。敌强我弱,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为有效保存革命实力,剧社奉命化整为零,就地解散。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跟着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年龄较小的小八路则分散到农村隐蔽起来。

其中,有一个名叫张加毅的小八路,时年仅有14岁。他扮成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每天跟在一位给财主家放羊的羊倌屁股后面,伴随他一块去放羊。在社会动荡不安的白色恐怖形势下,阎匪军经常到处搜查抓人。有关“牺盟会”干部、八路军、共产党党员以及家属被抓走,骇人惊闻的坏消息不时传来。迫于形势,小八路张毅夫便偷偷跑到附近一座寺庙内当起了小和尚。苍天没有绝人之路。在寺庙内他幸运地碰到了先前一步隐蔽在该寺庙里当小和尚的几个小八路战友。绝地相逢,大家相互拥抱,高兴得乐不可支。后来,在党组织关心安排下,他们终于走出寺庙,跟着游击队冲破日军封锁线,重归剧社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张毅夫同志,演、编、导样样在行,是个难得的全才人物。在“七月剧社”里,曾当过十几年演员。历经战火洗礼后,渐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八一电影制片厂场纪录片导演。著名的大型纪录片《移山填海》就出自他手。该片曾被文化部选送走出国门,参加过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国际电影节。

群众喜闻乐见的人民画报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从《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中,我们不难看出南下干部中,除了有上战场英勇杀敌的指战员,还有一大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他们经常活跃在军民之中,用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鼓舞战士斗志,唤醒民众觉悟。

旧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是人民军队内部,还是社会阶级层面,没有文化的人群比较多。有些同志打起仗来冲锋陷阵,不怕流血牺牲是员猛将,可是文化理论知识浅薄。人民群众中,有人种地是行家里手,可他却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曾记得20世纪70年代,下乡工作队人员要求社员们学习“老三篇”,会背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文章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然而有一个老农民大会场上由于思想紧张,只记住了半句,说我们的共产党、党、党、党,后面的话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逗得大伙笑破肚皮。还有一位,他不会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工作人员问他是哪两条路线斗争时,他说:反正是一条红线,一条黑线。更有一名妇女,当工作队人员问她,山西省委书记是谁?她顺口说是村支部书记。

20世纪70年代,农村没文化者较多,部队里没文化的战士也不少。我是1973年兵,次年担任班长。开班务会学习发言时,没文化的战士往往不仅怕发言,更表现在还未张口汗先流。紧紧张张,结结巴巴。要求写学习心得,笔记本上的字,不是少胳膊,就是少腿。由此可见,旧中国社会阶层文化教育是多么落后。

红军时期,对群众宣传工作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刷写醒目标语,二是表快板、唱歌曲。军队中靠领导战时动员讲话,搞忆苦思甜教育。解放战争时期,经过延安抗大、鲁艺、部队艺术学校等学习培训后,军人的文化素质、演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此时,已能演出《白毛女》《刘胡兰》等一大批歌舞戏曲节目了。而在中共晋绥分局直接领导下,一份深受边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人民画报》创刊了,时间为1946年1月。然而由于战时条件有限,1947年5月被迫停刊。一年多时间里,曾出版画报33期,出刊量最高时竟达四千份。

阅读《父辈的南下》晋绥《人民画报》篇,分局党校三部科长陈彬同志的原创佳作《吴城人民热心看护伤员》,图文并茂,深深吸引着我。画报是时代的产物,必然有厚重的时代烙印。这幅画真实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有一种深厚的、牢不可破的鱼水情关系。画报中人民群众为了照护好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战士负伤后,自己甘愿住寒房,也要把热炕留给伤员住。洗衣做饭不怕累,接屎接尿不嫌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正是人间自有大爱在。军爱民、民护军,深厚的阶级情感,融化为一股坚不可摧的革命力量。正如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自古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江山。我闭卷静思,心想,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失去民心必然会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南下路上埋忠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敬仰革命烈士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其中有三段话摘抄如下: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2016年7月1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2020年10月,习近平在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修养院全体同学的回信)

“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说)

几年前,曾观看过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也曾写过一篇本镇伍默村南下战士靳元子同志为追剿匪徒,在云南原始大森林里吃兽肉、食野果、饮山溪水,20余天没有食一粒米面。出去时20多人,最后只剩下4人回来。惨烈境况,难以言表。然而,当我读到《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剿匪平叛”一章时,内容却让我触目惊心。我第一次近距离触摸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首次感受到了剿匪战斗残酷的火药味。目睹了先辈英烈们的英俊相貌,并熟知了他们的大名与英雄事迹。更让我深深体会到,人民共和国的红色江山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杯热土一杯魂,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不知是巧合还是编者巧妙安排,当我细细品尝着这来之不易的丰收果实芬芳时,突然,一幕醒目黑色的画面上出现了烈士遗像。如果说第96页只是白纸一张,97页上“征粮剿匪”四个大字尤显得庄严肃穆,像是献给英烈们的一个大花圈,那么第99页到第102页,连续4张黑纸白字,应该是人民祭奠英烈时佩戴的黑纱。为什么要选择在第99页呢?是在告诉人们,革命工作永无止境,前进的道路坎坷不平。我们要以革命英烈为榜样,为革命事业而继续拼搏奋斗。

西南剿匪平叛战斗始于著名的“二·五”叛乱。为牢记这段血的历史,有必要把历史事件镜头再回放一次。

南下干部们入川前,虽然在晋绥分局党校学习培训课中,了解了一些四川风土人文以及对敌斗争形势的工作任务等,但入川后现实生活中,沟壑纵横、暗礁重重、敌匪猖獗,复杂艰险的南下路程上的困难,早已大大超越人们的思维意想。

自古民以食为天。南下入川队伍到达四川后,征粮工作一度成为第一要务。

然而,万事开头难。当时四川刚刚解放,新的政权根基还未稳固。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国民党留下来的残兵败将,暗中勾结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分子到处搞破坏活动,专门和共产党唱反调,大搞反动宣传误导民众意识。他们常常躲在坟地、树林、村落暗角里打黑枪、打伏击,并胁迫群众逼着参加土匪队伍,搞得人们惶恐不安。

1950年2月5日,人民解放军18兵团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将要赴外去保加利亚当大使馆武官。准备赴京报到时,为确保安全,上级特派了一个带有机枪的加强班沿途护送。然而,当他们到达“龙潭寺院”附近时,却突然遭到数倍残匪的伏击。当时如果开枪还击,最起码可以杀出重围。但是,当朱向离同志看到匪徒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时,为了不伤害众多无辜百姓,无奈只好下达不让警卫战士开枪还击的命令。结果19人全部遇难。常言说,水火不相容。土匪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发现朱向离同志是一位共产党的大官,便惨无人道地对他实行了挖眼、割舌、削耳、开膛破肚等残忍手段。看到这里,不由让人头皮发麻,胸中怒火万丈。悲泪盈眶,洒满衣襟,视线模糊,纸张早已被泪水浸湿,钢笔也从颤抖的手中脱离而去。

“二·五”叛乱事件,是当时四川社会土匪猖狂活动的一个缩影。然而,烈士尸骨未寒,时隔7日,邛崃县又出现了一次“二一二”事件。当天,西干校前行的队伍,路途中又突然遭到土匪伏击,9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

“川西征粮”篇,南下干部安法孝(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原部长)在他写的《从临汾到四川》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语:“在我政务处派往温江地区的征粮工作团40余人中,有晋南干校学生20个人,在崇庆县就被土匪惨杀19名,只有1名被开明的乡长掩护下来。这19名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是临汾一带的中学生、师范生,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没有死于解放战争中,而死于征粮中。”据不完全统计,“到1950年共有解放军3000多人牺牲在土匪手中,2000多征粮干部被杀害。匪患严重影响了新生政权的建立,征粮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社会秩序混乱,人民不得安宁。”(见《父辈的南下》剿匪平叛)

为维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严重的匪患敌情形势,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调整对敌斗争策略,采用了12条新的战术,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匪大战打响了。

“在这些剿匪的过程中,许多南下工作团的领导和干部,都战斗在剿匪战场的最前线,他们中许多同志受伤致残,还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追剿匪特,到年末,共歼灭股匪46万余人,匪患基本肃清,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同上书)

阅卷静思,我想起了著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许多革命老前辈,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被活活冻死、饿死在雪山上、草地里。艰难曲折的南下路,是一条风雨征程路,也是许多老前辈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不归路。

初稿于和泽佳源医院病床前

定稿于2023年12月10日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辛洪保(山西省尧都区金殿镇峪口村村民,1954年生,初中文化。1973年入伍,1974年入党,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1977年退伍,曾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喜好文学,业余时间编著有《峪口村史话》《金殿古落趣闻》《金殿红色记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