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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记忆】余如波 ‖ 王笛“微观”老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纸上旧影

发布时间:2019-02-27 10:21:40 浏览次数: 【字体:

清末民初的老成都,究竟有怎样的“味道”?对此,出生于成都的著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无疑是一位权威的解答者。  

 由王笛撰写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一书,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他用30篇文章、20多万字篇幅,带领读者重回清末民初的成都街头,在纸上勾勒出一幅关于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蓉城旧影。

与很多着力研究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历史学者不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笛就一直关注晚清、民国时期四川的基层社会、文化,先后出版《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著作。  

这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不仅研究四川历史上的普通人,还希望让成果走出象牙塔,让更多普通人了解自己的学术研究。

30篇文章重拾清末民初成都一砖一瓦

 对于《消失的古城》的阅读者而言,王笛就像一位“建筑师”和“考古学家”:他用平实的视角和感性的文字,将清末民初的成都街巷展现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一幅遗落在历史中的老成都风情画卷。  

 在成都城墙上眺望满城,眼前是灰瓦的海洋,1911年秋。   

 捧读《消失的古城》,封面和封底,是一张民国时期绘制的“成都市明细图”的局部,读者可以从中窥见远洋太古里、春熙路、盐市口、天府广场等地段当年的街道、建筑格局。

 而在20多万字的书中,除却序言和后记,总共收入王笛30篇文章:城墙、邻里关系、小商小贩、娱乐活动……它们描写了清末民初成都日常生活的细节,讲述了城市从传统进入现代的故事。三教九流的谋生技巧,城市中的各种活动,诸如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改良与革命等,在《消失的古城》书中都有大量细节描写。

成都花会期间青羊宫里的货摊,1911年春。

 例如晚清时期,成都街头常有戏曲表演吸引大量观众。每年农历二月中旬后,北门外成都县城隍庙前“以巨木扎台”演出《目莲救母》,该剧有略本和详本,前者演十余日,后者可唱至月余。戏中“打叉”绝技很受欢迎,掷叉者“命中之技,不差累黍”。川剧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移民们也带着陕西梆子等地方戏来到成都,“一般是爆竹声响三声,演出就要开始”。
  各种商贩也是成都街头一景。王笛在《小商小贩给城市带来活力》一文中介绍,一位1906年来蓉的美国传教士估计,成都街头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主要销售食物、日用和妆饰三大类商品。王笛表示,有些小贩只有在成都或四川才能见到,例如“装水烟”的人通常在茶铺、烟馆、酒店、戏园和集市上做生意,如果有顾客要吸烟,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烟枪不够长还有备用烟管连接。一般的价格是两个铜钱抽5口,但也有烟贩允许顾客“分次吸食”,如当天吸两口,以后再吸剩下的3口。

成都花会期间青羊宫里的货摊,1911年春。


 传统成都有着独特的空间布局、自治的社会。王笛表示,之所以将本书命名为《消失的古城》,是因为作为“古城”的成都已经消失,这是100多年现代化和城市革命的结果。
  在王笛心目中,《消失的古城》不仅仅是怀旧之作,他试图重构成都过去的空间和日常生活,通过寻找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记忆,进行历史批判与反思。在最后一篇文章中,王笛讲述了在著名设计师王亥带领下,参观其打造的“崇德里”的经历。“在改造过程中,王亥和他的团队尽可能地保留原建筑的一砖一瓦,房屋原来的外观和部分结构被保留和加固,但是内部的设备却非常现代化。”他认为,崇德里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范本,至少告诉我们,对于老街、老房、老建筑,并不是除了推倒重来,就无路可走了。

《消失的古城》(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问题应该与当代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王笛认为,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怎样使这个灵魂在现代化、商业化、科技化大潮的冲击下幸存,是城市管理者、学者和居民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消失的古城》一书的一个出发点。


不愿把书“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从2003年出版的《街头文化》开始,王笛的历史著作就注重故事和细节,经常能给人带来文学作品般的阅读快感。他不仅研究普通人,还希望实践公众史学,让更多普通人了解自己的学术研究。
  作为一系列关于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文章的合集,《消失的古城》一书的由来其实颇有些机缘巧合。2016年夏天,应“腾讯·大家”栏目之邀,王笛开始陆续写作这一主题的文章,两年多时间里陆续发表30余篇并最终结集出版。

街头的表演。工笔画长卷《老成都》局部,孙彬等绘,1999年。

“其中的内容多作为学术专著或论文公开发表过,这算是一个把学术研究通俗化的尝试。”王笛坦陈,自己的历史写作是“学院派”,是给所谓“象牙塔”中人看的,很少真正面对社会。只是多年前《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出版后,他在成都宽窄巷子做过一次讲座,首次与学术界以外的读者交流。
  在“腾讯·大家”的系列文章中,王笛希望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历史叙事,提供一本具有可读性而又引人思考的大众历史读物,帮助人们理解成都这座中国内陆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结果,这些文章的阅读量动辄上万,甚至出现不少“10万+”爆款。“比我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读者多得多,这种结果是我没有预见到的。”王笛说。
  即使在学术写作中,王笛也经常采用通俗化笔法。例如《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的“引子”:“这天凌晨,整个城市仍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更夫不过刚敲了五更,在这寒冷的冬日,谁不想在这热被窝里多睡一阵?”
  《茶馆》的引子和尾声,先期出版的英文版是没有的,王笛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加入该书。“引子写1900年第一天,尾声写1949年最后一天,刚好半个世纪。用这种文学式的描述对成都的茶馆进行概括,我觉得可以帮助读者的理解。”

  王笛认为,历史著作不一定只面向学者,从2003年出版的《街头文化》开始,他就注重故事性和细节,试图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有人读,我觉得是好事情,我们作为历史写作者,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接触到。如果放在那里,‘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有什么意思呢?”不过他也表示,史学研究的文学性描述要有依据,不能天马行空、凭空想象。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王笛的写作难免带有情感倾向。“历史书写还是要能打动读者,如果我是冷冰冰的机器,读者怎么可能引起共鸣呢?注入一些自己的情感,并不见得是坏事,但是有个原则,就是要对历史公允。”

“眼光向下”的研究从平淡中寻求历史动力

 

王笛对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基层社会文化的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在讲求“宏大叙事”的中国史学传统中,王笛“眼光向下”的研究可谓视角新颖。
  王笛的研究,最初关注的是非常宏大的主题。本科期间,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读研期间,王笛的硕士论文关注清末新政的经济改革,后来逐渐追溯到清初,广泛关注四川的经济、教育、地方政治结构等,最终写出《跨出封闭的世界》这本社会史著作。“这本书有70多万字,涉及的资料实际上是几百万字,它奠定了我对四川历史浓厚的兴趣,毕竟是自己的家乡。”

 王笛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赴美读博,导师为专研东亚史、城市社会史的著名汉学家罗威廉,同时大量接触西方史学,特别是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美国有个倾向,博士论文题目不能太大,最好是能够深入的、个案研究的题目,所以就做了成都的街头文化。”这也为他后来继续“眼光向下”关注茶馆等埋下伏笔。
  在国内做这样的研究,面临的困难有很多。王笛认为,中国的史学传统过于讲究宏大叙事,不少历史学家觉得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在他们看来,研究日常生活,研究茶馆的清谈,绝对不是一流的题目,但是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史学研究不在于课题重不重要,而在于能否从表面平淡无奇的东西中间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王笛说,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这正是社会史的意义。
  资料的缺乏也是一大阻碍。刚到美国之初,王笛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发现北京、上海的城市老照片有成千上万张,成都却一张也没有。“后来在一场学术会议上遇见一个美国老太太,她的父亲上世纪初在成都高等学堂教书,拍了好多照片,我简直觉得就像天上突然照下来一缕光。不久她真的寄来一个包裹,我选了七八张成都街头的老照片。”
  王笛介绍,中国历史上关于基层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生活的文献记载很少,因此在国内搜集资料时,王笛非常看重档案,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等,都留下王笛的足迹。
  不过,如何使用档案,需要研究者细致考量。王笛在研究中,曾经搜集到一些晚清时期的审讯记录,在他看来,它们不一定比李劼人、沙汀的小说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李劼人的文字源于他所知道的乡土政治结构,沙汀所描述的‘其香居茶馆’,也是他对这些小乡场社会直观的展现。”王笛认为,不同类型的资料应该反复对比印证,给出自己的分析,或者让它们相互补充,将不同的可能性如实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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