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子诚，又名阎思忠，吕梁山上赫赫有名的抗战英雄。

1906年，阎子诚出生在离石县（今吕梁市离石区）歧则沟村，童年当过染房徒工。1937年，在表叔韩昌泰影响下参加“牺盟会”并入党，先后担任过离石一区区委副书记、书记、武工队队长、政委、离石县副县长等职务。

抗日战争中，他带领武工队打游击、搞情报、割电线、炸碉堡、杀鬼子、抓汉奸，挤敌人、地雷战、地道战、民兵封锁线搞的轰轰烈烈，威震吕梁，当地群众亲切地叫他“大老阎”，敌人却害怕得叫他“阎王爷”，贴出悬赏捉拿他的告示。敌人抓不到他，便派兵扫荡了他的家乡歧则沟，抓了他的二叔和弟弟，把二叔打得遍体鳞伤，打落一口牙齿，弟羊弟也被拉去灌辣椒面水……但仍动摇不了阎子诚的抗日决心。

由于他带领的武工队反维持、反扫荡、配合部队作战战功突出，多次被晋绥边区评为“特等对敌斗争英雄”。1944年，阎子诚出席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又被评为“特等英雄”，晋绥边区授予其锦旗一面、奖章一枚、骡子一头。

中央在给华中、五师、东江的电报中，表扬了离石武工队。“一种是深入敌人内部，掌握合法斗争，如阎子诚型以秘密为主的武工队。”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巨变，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政府加紧了政治诱降。在山西最明显的是，1942年2月，晋绥军骑1军1师长赵瑞、5师师长杨诚也相继率部投敌。日伪一起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最疯狂、最频繁的连续“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晋绥边区也进入了三年最艰苦、最困难、最残酷、最复杂阶段。

所谓最艰苦，指的是物资匮乏。几年的战争消耗，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加上日军趁根据地秋收冬藏之际，多次进入根据地武装抢粮，企图困死饿死根据地军民。

所谓最困难，指党政群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从公开转入地下。有的停止活动；有的处于瘫痪状态；有的迎敌搞维持，帮敌人摊粮派款；有的党员退党，甚至当了叛徒。这些地区的武装斗争也受影响，有的人不敢刀对刀、枪对枪地与日本人干了。搞维持后，有的地方群众滋长了苟安思想。离石一区的民兵见敌人“扫荡”，准备开抢，被群众拦住不让打，怕开枪引火烧身带来杀身之祸。有的民兵把枪支藏起来、埋在地下，一时情绪低落消沉。

所谓最残酷，指敌人对根据地的破坏和对抗日军民的残害更加利害。日本人制造“佐主村惨案”，二区的艾掌村维持后，仍然被日军烧毁了半个村子；三区的郝家津维持后，全村也被烧光；六区的刘家山维持后，被日军杀害了20多人；四区一次就被抓、被杀群众300多人。

所谓最复杂，主要指斗争的形势复杂化了。原来是国共联合抗日是“二打一”，然而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与日军签订《晋绥军与日军基本协定》，双方约定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共同防共。晋绥边区变成了“一打二”，共产党不但要组织民众抗日，而且要预防阎锡山的破坏活动。

最复杂还表现在，日军在政治上不泽手段，一是写信劝降，先劝说，后威胁利诱；二是对抗日干部造谣，引起干部与群众间猜疑；三是利用特务、汉奸暗中活动，搜罗劣迹人员，组织特务网络。

日军推行强化治安，到处烧杀抢掠，离石城是敌占区，城外则成了近敌区。这时，离东县游击队4个中队，除王凤树领导的三中队外，其余3个中队均由队长率队投敌。日军在叛徒指认下，一区有11名抗日干部被抓，不久又抓捕了任秉明等4名区干部，1名干部在突围中牺牲，对敌斗争陷入低谷。区政府摊痪，离石城附近成了“巩固治安区”。

为重建离石一区抗日政府，县上先后调阎子诚、陈彬等到一区工作，阎子诚担任区委书记，陈彬协助阎子诚工作，担任副区长后任区长武工队长。

1937年5月，陈彬参加了“牺盟会”在西局岔村龙泉小学开办的村政协理员和小学教师培训班，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2月，韩昌泰安排陈彬到黄河古渡薛家坪村，让他以教书为掩护，在村小开办联络站，负责秘密掩护过河人员和传递情报。“晋西事变”后，陈彬分别担任过离石一区副区长、区长、县政府秘书、离石市长等职。他们虽然年龄相差14岁，但同样都是在离石早期共产党员韩昌泰影响下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斗争的，要搞好武装工作队，阎子诚没上过学，而陈彬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的文化，工作上可以互补。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最残酷、最复杂阶段，阎子诚、陈彬在离石一区搭班子，是共过命运的生死战友。

1942年6月，在县领导王大昌、韩昌泰和县武委会主任车守珠指导下，扩建了武工队。全队分5个组分片活动。第一组穆桂崇带队，活动在西崖底、赵家庄、马茂庄一带；第二组刘寿春带队，在交口、田家会一带活动；第三组马济民带队，在柳林一带活动；第四组杜学才带队，在薛村、穆村一带活动；第五组李岗带队，在大武、石门焉一带活动。

武工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的战术单位，是深入到“敌后之敌后”去的轻骑队，挺进到敌人心腹中去开展工作。

武工队基本上活动在敌占区，要求队员会做敌人工作、群众工作、有一定文化，会写标语传单、会开会讲演，这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充分发挥武工队熟悉当地情况、灵活机动滋扰和打击敌人。武工队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深入敌占区，发动组织群众，摧毁敌伪组织，打击外出活动之敌，捕捉汉奸特务，割电线、破路、拔除敌人据点，将根据地内日伪扫荡时建立的维持会全部肃清。在阎子诚带领下，陈彬和战友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渡过了难关，坚守了阵地，保存和发展了抗日力量。

武工队的一切工作，都是隐蔽在群众中间进行合法斗争。他们首先掌握了伪政权组织。这里共有敌人13个“编村”（由几个村编组的行政村），村政权原先全部掌握在日军手里，伪村长多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武工队利用敌人为欺骗人民提出的“提倡廉洁”“反对贪污”等口号，发动群众改选村政权，很快便掌握了十个伪村长。经过这样改造的村子，开头每村有一个伪村长，后每个村子都另有了一个秘密的抗日村长，对敌伪的摊派应付之，而作实际的抗日工作。公开的说是13个伪村长（其中有8名是我们的人），暗中则由4个抗日村长分别领导。一切行政工作，都由抗日村长执行。

就是这样，武工队逐渐打开了局面。他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打退汉奸伪军的敲诈掠夺，正确执行抗日政府的法令，减轻人民负担。工作先由一个村做起，逐渐开展到几十个村庄。

第一阶段武工队进入维持了的村子，工作方式是秘密的，武工队口号是：“维持敌人，大家受穷！”“给敌维持，大家苦死！”这时的工作，主要是调查了解敌伪的活动规律和群众的思想情绪，对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算账教育，指出敌人的苛捐杂税，“维持分子”的贪污腐化，造成了敌占区人民的穷困痛苦，启发群众站起来与“维持分子”作斗争。

第二阶段的口号是“减少维持，减少负担”“谁愿意维持，叫谁出钱”，打乱维持敌人的秩序，对敌人勒索的税捐粮款，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进行消极抵制；同时组织群众制止汉奸公开活动。

第三阶段是最紧张的一幕，口号是“停止维持，减轻负担”“谁发动维持，谁是汉奸”。公开地打起抗日旗帜，彻底打垮维持，与敌人一刀两断，摧毁敌人一切反动组织，建立农民救国会的基层小组织；彻底实行空室清野，以防敌人的窜扰破坏，不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报复打击。

离石一区的武装斗争，也经由了高潮—低潮—又走向高潮的过程。有组织的民兵，取得的胜利可以影响人们，使得许多人由自发的反抗成为自觉的斗争。近敌区敌占区与根据地不同，这里受敌威胁压力大，群众关心武装抗日斗争。而根据地内则离敌较远，群众更关心日常的经济斗争。各村摧毁伪政权后，一区的民兵又活跃起来了，原只有十个村子坚持不维持，经过斗争后，有50多个村打掉了维持会，其中有27个村庄建立了民兵组织，使民兵发展也出现了一个飞跃。

摧毁伪政权后，发展民兵有了先决条件。在没有摧毁敌伪政权时，群众还是继续维持敌人的时候，就没有民兵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因为在维持时，大部分群众还是抱着苟且偷安的心理，当打掉维持后，武工队坚持与对敌斗争的情况下，群众有了主心骨，下决心不再维持敌人了，便有了要求武装自卫的要求。群众思想情绪上的这一变化，是武工队通过斗争争取得来的。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阎子诚带领武工队发动群众开展闻名的“七月攻势”，先后拔掉张家山、南梁、上白霜、遇雨神等日军碉堡，击毙生俘日伪军数十人，组织了疙瘩上伏击战，活捉了方山伪警备队长。

阎锡山为投日反共，派了个督导组驻马茂庄，其特务头子叫班崇贵，捕杀抗日干部，欺压百姓，经武工队多方侦察、周密部署，一举歼敌包括班崇贵内27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80多支和大量物资。

马茂庄日伪村长叫“崔老要”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阎子诚、陈彬带领武工队深夜闯入其住宅，就地将其处决，为人民除去大害，吓得日伪军龟缩城中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初，离石县在总结1942年工作时，根据各区对敌斗争形势，加强民兵工作，调配齐了各区民兵大队长。一区的大队长李全业，是从县武委会政治处调来充实的；二区的王动荣，原是二区的武委会主任；三区的薛维华，是原三区的武委会组织部长；四区的葛光亮，是原一区的武委会主任；五区王平，是从游击队调来的；六区大队长王存保，由政治处调来。对各村民兵，要求按总人口的百分之四、青壮年的三分之一发展民兵。

因为动员民兵参加八路军，离石县1941年动员了2479人参军，一区仍保有168人的民兵队伍，只比原先的196人少了28人。人数虽然减少但队伍反而精干了。干部带头参加，影响群众，开宣传动员大会，事先发动干部，在大会上自愿报名，来影响群众。老百姓原来害怕参加民兵后要当兵，他们看见干部也参加时就不怕了，于是报名参加。如一区的李家洼等村，就是在李吉树带领下，李候云、李玉华这样发展进来的。

利用群众对敌仇恨情绪高涨，并及时解决群众切身问题来发展。驻扎在离石的近百敌人出发扫荡高家洼、李家洼一带，正巧遇上武工队和区民兵配合，把这股敌人打跑，区中队长王书仁和游击队员王道龙等人，还俘虏了4个伪军。区上开会宣传表扬，当即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加民兵，他们激动地说：“鬼子再敢来，我们也打去！”

此外，区上村里帮助个别有困难的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区的冯大科、冯吉选，都是在解决个人切身问题后自愿参加民兵的。

在此基础上，区上将各村自卫队、民兵队重新编制合并，着重抓了民兵队长的集训，县上分两次集训了20多人，内容为“民兵战术”与“民兵须知”，使其回村后能培训民兵。如一区的穆树明训后回村就很活跃，常领,其他民兵练习埋雷搞爆，曾在公路上埋雷炸死了敌人。

教育巩固民兵队的办法，当时区上就总结了五条：

一、坚决执行命令和制度，以队为单位十天开会一次，总结布置工作；

二、执行纪律，奖惩严明。如有个民兵中队长，为调戏妇女，在人家耳边打枪，给予了处分；

三、以参加集体的实际斗争来锻炼新民兵，提高其胆量和积极性；

四、加强民族意识和战术、技术教育，使其知道为谁打仗和怎样打仗；

五、村上组织力量，解决民兵的切身问题，如代耕、帮助秋收、照顾病人等，让其无后顾之忧。

1944年，日寇面临败局，阎锡山与日寇相互勾结作垂死挣扎。一次，有一部分日寇要过境离石，在贺家山一带，阎子诚亲自带武工队居高临下，以少胜多全歼敌军，缴获机枪3挺、小钢炮2门、步枪20余支，还有军火弹药等大量物资，充实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

抗抗日战争胜利后，阎子诚调任离石县副县长，陈彬担任离石市长。1949年为迎接全国解放，他们一同随部队南下。途中，阎子诚因病返回山西，在晋祠疗养3年后，到山西省公安厅高家堡农场担任场长，后回离石疗养。

1953年，阎子诚身患肺部疾病去世，离石县委在大楼底广场为阎子诚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