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营

《光明日报》( 2023年07月31日 14版)

【读史札记】

关注政治军事问题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宋代特别是南宋,众多士人热衷关注军事问题,纷纷谈兵论武,乃至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则是中国历史上颇为罕见的。南宋文人论兵以一种群体意识的形态盛行于社会,是一种具有明显军事特征的文化现象。作为知识传播主体的士大夫群体,本身在社会中居于强势地位,因而其论兵风尚必然会对当时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影响国家军政决策

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显赫,在政坛上非常活跃,对讨论国家军政问题充满热情。如名臣范仲淹有言:“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范文正公集》卷一七《让观察使第一表》)此种现象大致出现于北宋中期,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包括“崇文抑武”的国策及其社会氛围、儒学的新发展和科举考试的新变化,以及严重的边患危机和宋廷对军事研究的倡导等息息相关。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尽管统治疆域大为缩减,但军事形势更加严峻,文人论兵风气也持续高涨。宋高宗统治前十五年以及宋孝宗在位前后,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两次文人论兵热潮。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常言兵计”,一时“天下多奇言,而言兵为尤奇”,以至出现“奇言漫衍于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为常”(叶适:《水心别集》卷四《兵权下》)的情况。

文人论兵盛行对南宋朝廷各项军政决策产生了明显影响。南宋前期,宋高宗对于军制的整顿,甚至政治中心的确定、对金和战的抉择等,都与当时文人论兵的重要议题相关联。高宗收诸大将兵权,在决策之前,朝野士大夫即曾有多次进言。士大夫们所显示的立场,无疑也成为宋廷决策收兵权的一种催化剂。孝宗与宁宗朝对金北伐、理宗朝联蒙灭金及收复三京等军事决策,无不与众多文臣士子筹谋、鼓动形成的政治舆论关系密切。南宋后期,两淮、京湖与四川地区构建的山城防御体系,也是在一些文臣对金蒙战争深入思考并积极建言的情况下形成的。

文人论兵盛行也对南宋一些文士出任帅臣统军御敌起到促进作用。士大夫谈兵论道,勇于任事,往往被朝廷视为知兵之人,非常时期即被派往前线统军抗敌。陈规在高宗前期以文臣任职地方,适逢战事,即勇敢抗敌,“以文儒之臣有声镇守”(《宋史》卷三七七)。孝宗朝叶适、虞允文等人,皆以知兵著名,且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南宋中期以降,文臣统军已属常见,涌现出多位以治军御敌而著名的文臣。比如“以社稷臣为诗书帅”(李刘:《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卷二〇《代董侍郎回京湖赵制置方》)的赵方,不仅自己军事成就卓著,而且影响了众多下属、子弟。“部曲如扈再兴、孟宗政,后皆为名将”。赵方之子范、葵,孟宗政子珙,“后皆以功名自见,不愧其父,有足称者”(《宋史》卷四〇四)。李曾伯长期在边鄙任职,颇有方略,“与贾似道俱为阃帅,边境之事,知无不言”(《宋史》卷四二〇《李曾伯传》)。权相贾似道亦非全无军事才能,在鄂州之战中就曾表现颇佳,甚至让忽必烈感慨:“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晚宋文臣统兵如曹友闻、彭大雅、余玠、徐敏子、王登等,可谓“儒以时文名,而捐躯报国,不畏锋镝斧钺,能使武夫心服,为国家延数十年之命者”(谢枋得:《叠山集》卷六《程汉翁诗序》)。还有理宗朝以军功入相的史嵩之,度宗朝的李庭芝、文天祥等,皆是进士出身。可以说,南宋末期的统兵文臣对宋朝政权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文人论兵也明显表现出一些消极影响。一方面,士大夫们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在现实中往往体现为对一己理念顽固坚持。文人不满现实,交相议论,反复论争,难免夹携个人意气。孝宗有志恢复,但臣僚却不济事,“故其出师,才遇少衂,满朝争论其非”(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二《孝宗恢复》)。朱熹批评说:“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鬨鬨地鬨过了,事又只休。”(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时人论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固不足以副圣意”(《宋史》卷三七五《邓肃传》)。张浚在多次统军用兵惨败后,高宗不无悔恨地警告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周密:《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而孝宗后来亦认为“张浚迂阔”(《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同时,一些文臣看似睿智的见解,往往仅停留在议论层面,而很难在现实中贯彻实施。陈亮是南宋著名的事功理论代表人物,但宰相王淮却认为他不切实际,将其迁都以制中原等谋划,定性为“秀才说话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钱塘》)因而后人对南宋政治的印象,有“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的认识。

振作民众尚武之风与爱国精神

南宋一些士大夫在朝野积极论兵,甚至付诸行动,对提振民众的尚武之风与爱国精神发挥了一定作用。怀着强烈家国情怀的南宋士大夫,冲破文武殊途的传统束缚,多方奔走,或倡言强兵,谈兵论武;或统率军旅,奋勇御敌。名著于史者如李纲、陈亮、陈傅良、陆游、辛弃疾、赵葵、文天祥、陆秀夫等。在国家危难之际,这些士大夫不仅力陈战策方略,并且挺身而出,身任重责,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勇于任事的人格魅力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李纲离职去位后,引起许多士人不平,甚至不顾个人命运对他极力支持。陈亮过世后,所留论兵著作仍“芒彩烂然,透出纸外”,以至文人学士“争诵惟恐后”(叶适:《叶适集》卷二四《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而叶适、陈傅良等人的论兵文章,也在当时广为流传,成为众多士子修习模仿的对象,可见他们社会影响之大。余玠曾向理宗建议“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后被委任治蜀,针对军旅弊政,他讲武论兵,收拾人心,拔擢能士,一时之间,蜀中文武人才汇聚,四川防务又焕发新的生机。其死之后,“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足见他在民众间的深远影响。李庭芝被委任地方官时,为政特色即“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期年,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对于加强京湖防御及民众抵抗意志效果显著,后被“夔帅下其法于所部行之”(《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这些士大夫的示范效应对民众尚武之风与爱国精神是一种直接的鼓励和动员。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国家危难之际,主动放弃舒适生活,毁家纾难,招募士卒,组织乡民,练兵习武,拼死抵抗,呼号奔走,义无反顾地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和国家而奋斗不已的仁人志士。

南宋时期,还涌现出众多文人创作的军事题材作品。李清照、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姜夔、张孝祥等人的许多文艺作品,或描述战争创伤,或抒发军将豪情,或记录边防生活,或鼓舞恢复志气,对振作民众尚武之风与爱国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推动军事学术繁荣与理论技术进步

文人士大夫涉足兵学领域,研究军事问题,客观上推动了南宋军事学术的繁荣。从目前传世文献来看,南宋时期产生了不少新兵书,而内容涉及军事的文章,数量更为庞大。以主要内容和体裁形式进行分类,大致可包括四方面:一是专门探讨军事学术的兵书著作;二是对前代经典兵书的注疏作品;三是各种典制体与类书著作的军事门类;四是文集奏议类文献所收的论兵篇籍。其中,文士编著专设有军事门类的典制体与实用类书著作很常见,现今仍有多部作品存世。虽说这些著作篇幅不一,质量参差不齐,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社会的一个重要面相。因为南宋特殊的外部环境,许多当朝文臣都曾通过奏疏与皇帝讨论军政问题,后来编入个人文集或奏议,广泛流传于社会。

南宋文人论兵的盛行,也对军事理论的推进和先进武器技术的推广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特殊的立国形势,迫使众多朝野人士不得不思考御敌之术,甚或一些士大夫亲自参与、投身军旅生活,通过实地见识或亲身体验,将许多军事理论直接运用于战争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推进了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士大夫提出新的用兵方略与战术,摸索革新武器装备,并在军中逐渐推广。譬如,南宋众多士大夫讨论山川地理环境与军事实践的关系,尤其是与军事防御的关系。他们对地理形势的充分认知和军事利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南宋城郭防御理论与山水寨防御战略,及以步制骑与运用水军布防的战略战术,均取得了明显进步。例如,陈规等著《守城录》中对守城技术与经验的探讨和总结,对守城武器如抛石机的改进等,皆对中国古代战术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长竹竿火器的使用,在世界枪炮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南宋时期,文人论兵在北宋以来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并出现数次热潮,这与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形势以及文化环境等密切相关。这一现象对南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对后世社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王军营,系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19ZDA20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