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叙永籍彝族革命志士余健光

邓 沛

1906年春，余健光随叔父余若瑔等，历尽艰险，从上海远涉重洋去日本留学。余健光到日本后，正逢清廷强调要“整顿武备，普设巡警”，并请日本政府代为筹建警察学校。余健光为寻救父之计，便进入新建的东京警监学校学习，与陈其美（即陈英士）结为学友。这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刚成立不久，在贵州同盟会领导人平刚的影响和帮助下，余健光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07年，余健光与陈其美等由警监学校转入东京东斌军事学校学习军事。不久，结识了刚来东京留学的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这段时间，余健光与陈其美、蒋介石往来密切，共同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1910年冬，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余健光在日本积极参与活动，并联络革命党人，多方为之筹款。

1911年春，余健光随胡汉民等革命党人从日本抵达香港，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的辛亥广州起义。同年7月，余健光回上海参加陈其美、宋教仁、谭仁凤等在上海召开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不久，余健光随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投入支援武昌起义的活动。武昌起义后，余健光又参加陈其美领导的上海反清起义，并协助陈其美做联络上海军警的工作，成效甚大，为上海光复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英士在余健光的积极建议下，严明纪律，加强治安，维护社会秩序。光复之初，上海社会是相当混乱的，“盗贼蜂起，抢动之案层见迭出，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对此“土匪结党横行，内则扰乱治安，外则勾引盗贼贻害地方”的状况，陈英士、余健光认为“殊堪痛恨，自应责任严缉，务获究办”。

另一方面，陈英士、余健光整顿内部，治军很严，沪军都督府建立后四天，即贴出《宣布军律告示》，赏罚分明，对军人订出十一条纪律：

“一、临阵冲锋勇敢者赏，二、捕获敌军将领者赏，三、捕获敌军间谍者赏，四、恪守纪律能为一队模范者赏，五、能招降敌军者赏，六、凡奸淫掳掠扰害地方者斩，七、招摇撞骗及借招兵名目聚众要挟者斩，八、加害外人生命财产及扰害租界治安者斩，九、反抗上官命令临阵脱逃者斩，十、泄漏军机及降而复叛者斩，十一、散布谣言摇惑军心者斩。”

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颁行军律十条，严肃军纪：

“军律十条：本军律为惩治战时及合围地驻扎军队危害军纪之行为而设，一律处以死刑，凡各兵有违犯左列诸条者依本律办理：

第一条 违抗上官命令者处死刑。

第二条 扰害闾阎奸淫掳掠者处死刑。

第三条 奔投敌营及临阵脱逃者处死刑。

第四条 盗卖军用物品者处死刑。

第五条 泄漏军情及散布谣言，摇惑军心者处死刑。

第六条 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处死刑。

第七条 未奉命令擅自进退，及防守不严妄自惊扰者处死刑。

第八条 愤争私斗而擅用枪械者处死刑。

第九条 加害外人生命财产，及扰害公共治安者处死刑。

第十条 招摇撞骗及藉端聚众滋事者处死刑。

同时又制定了赏罚的具体条款：

“告诫各兵士恪守服从，谆谆训勉，不啻三令五申”，“本都督不时派员各处严查，如以后仍有兵士任意外出，嬉游街市者，除将该兵从严责办外、并将该管官长撤差示惩，以为抗违命令约束不严者戒，勿谓言之不预也。”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沪军都督约束之严，一切以安定社会、服务民众为依归，“民军到处秋毫无犯”，“本军政府，誓先除满清苛法，白麾所至，以保护同胞为宗旨”。“所有在沪商民，自应担任保护，维护秩序，并饬各营约束军队，严查匪类，务使闾阎乐业，鸡犬不惊。”实在称得上是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一个样版。在这方面，余健光协助陈英士作出了突出贡献。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余健光再次东渡日本。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许多革命党人纷纷被迫逃亡日本。次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以期恢复同盟会精神，再举革命，余健光成为首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并协助陈其美负责总务部联络工作。在此期间，余健光还结识了中华革命党四川主盟人杨庶堪（即杨沧白）、谢持等。 为了实施《革命方略》，共图三次革命，孙中山于1915年夏末召集中华草命党各部长举行会议，决定正式组织中华革命军。陈英士被指派到上海，组建东南军总司令部，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设立总机关部。接着，他招余健光、蒋介石、杨庶堪、丁仁杰等人回沪。

在上海，陈英士重新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在余健光等人大力帮助下，策动了多次讨袁斗争，给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第一，铲除坐镇江南的袁世凯悍将郑汝成，以图江浙重地。

上海地势重要，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江南制造局为军械重地;上海是全国革命党人汇集之地，曾是陈英士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不先控制上海，东南地区的讨袁斗争很难开展。辛亥上海起义的成功和“二次革命”上海讨袁军失败的经验教训，都使陈英士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但要图上海，困难重重。袁世凯镇压上海讨袁军后，特派其亲信悍将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统率大量北军，残酷杀害革命党人，并派密探到处搜捕陈英士，成为陈英士谋取上海和江浙的重要障碍。为此，陈英士决定先枪杀郑汝成，除去拦路虎;然后袭取海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再夺吴淞要塞，图浙攻宁，建立东电革命根据地。

1915年11月8日，陈英士得悉郑汝成将于10日前往日本领事馆参加庆贺日皇登极典礼。于是，他与余健光、吴大洲、薄子明、孙祥夫、杨虎等革命党人密谋杀郑的具体计划，由他负责指挥。他们调查了自龙华到日本领事馆的各条路线，决定选择郑汝成可能经过之路，分设五卡，其中第五卡设于英租界白渡桥，是郑的必经之处。陈英士物色最勇敢的中华革命党员王晓峰，王明三在外白渡桥，枪击郑汝成座车，郑中弹立毙车中。王晓峰、王明山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他们就义前痛斥袁世凯及其爪牙，说：“郑汝成助袁世凯反叛民国，我等为民锄贼，使天下人知讨袁大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

陈英士铲除郑汝成，沉重地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洪宪帝制”活动，袁世凯大为震惊，“辍食终日”。广大革命党人则受到很大鼓舞。中华革命党发布通告指出：郑被袭毙后，东南梗阻业己铲除，大江南北势力磅礴，正宜乘时大举。各地武装讨袁起义也由此触发，此伏彼起。

第二，策动肇和军舰起义。

郑汝成被杀后，陈英士在余健光建议下，乘袁军部署未定和当时有利形势，决定策动与革命党有联系的肇和军舰起义，由应瑞、通济两舰响应。正在紧张地准备中，传来了一个意外消息：肇和舰受袁世凯政府海军总司令部之命于12月上旬开赴广东。陈英士见情势紧急，决定于12月5日下午4时，提前发难，海陆军同时发动，陈英士任淞沪司令长官，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杨虎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余健光为副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下午3时，杨虎率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乘小汽船进袭肇和舰，陈可钧等在舰上响应。杨虎率队登舰宣布肇和舰起义讨袁，命令发炮攻击江南制造局。陆上各路因大批袁军拥至，发生激战，敌我力量悬殊，先后败退。孙祥夫率海军陆战队第二大队进袭应瑞、通济两舰，因遭巡捕干涉，不能按原定计划进行，这样，肇和舰便陷于孤立。

12月6日，接替郑汝成职务的杨善成以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两舰，命两舰联合发炮猛击肇和舰，肇和舰上官兵猝不及防，死伤惨重，随即失败。

12月19日，陈英士与居正向全党通告肇和之役的情况时指出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说：“抑知此役以临时之事变，与吾党之计划及时日相违，而决计于仓卒，以致配备未及完善。其他方面，未及应援，遂众寡不敌，起而即仆。”“至其失败之最大原因，则由财力之不裕。”

肇和舰起义是陈英士策动的有组织又有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它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推动了全国的反袁斗争。因此，国民政府曾将肇和舰起义之日——12月5日，列为国家纪念日之一。孙中山后来在追述陈英士这一时期的历史功绩时，说他于1915年“蹈险归沪，指麾一切，虽屡起屡仆，志不少衰。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

1916年5月28日，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叛徒李海秘，设下毒计，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陈其美寓所，派凶手将陈其美暗杀。其时，余健光与丁仁杰、曹叔实等革命党人适在寓中，一并向刺客奋起还击。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南下广州，号召护法，并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余健光被任命为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授陆军中将衔。余健光率部转战于沅沣、鄂蜀之间，出生入死，屡建功劳。1919年5月，余健光染重病于军中，病势严重，便扶病到上海治疗。逾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于上海医院，年仅28岁。遵照余健光生前遗嘱，其灵柩溯长江而上，运至故里四川叙永县水潦乡安葬，其墓碑上镌刻着“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余健光之墓”16个大字。其墓至今犹存，已被定为泸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叙永县水潦乡的革命志士余健光之墓

余健光病逝后，其叔父余若瑔作挽诗《哭辉侄》以表哀悼。同盟会员冯自由撰文宣传余健光的事迹，并将此文收入《革命逸史》一书。

1920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亲自为胡汉民所著的《余健光传》一书撰写序言。孙中山先生在序中深情地写道：“健光与同志助英士多年，英士多病，健光独强健年少。顾英士不死于病而死于敌，健光不死于敌而死于病，均出常人预测之外。然努力于其所职志，终以生命为之牺牲，则其死义也。”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了余健光革命战斗的一生。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邓 沛（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供稿：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