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刘大谟等修，杨慎、杨名、王元正等纂，周复俊、崔廷槐重编。

刘大谟，字远夫，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秉心诚明，勤于政事，颇有政声。嘉靖二十年（1541），都御使刘大谟叹正德《四川总志》“草草成书”，于是请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编撰省志。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明世宗时因议大礼案，贬戍云南。其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而刘大谟也正是乘杨慎从云南回新都之际，请其参与编撰的。杨名，字实卿，四川遂宁人。嘉靖八年（1529）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明世宗时因直言进谏，遭贬。居家二十余年，侍亲至孝。颇有文采，为时人推重。其参与省志之编，正是遭贬居家之时。王元正，字舜卿，号玉垒，陕西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检讨。明世宗时亦因议大礼案，谪戍四川茂州卫。王元正在茂州讲学二十余年，多有成就。其参与编省志，亦是谪戍四川茂州之时。

杨慎、杨名、王元正都是进士出身。其中，杨慎是状元，杨名是探花。三人都有文采，都在翰林院任职，而更巧的是，三人都是遭贬的人。难怪主修人刘大谟会说：“王氏玉垒、杨氏升庵，杨氏方洲俱以雍益之豪俊，科第之伦魁，良史之名笔。谪戌遐荒，周流万里。”嘉靖《四川总志》于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开始编撰，十月结束，历时3个月。其中，杨慎负责编《艺文志》，杨名、王元正负责编《帝后纪》、《监守志》、《郡县志》、《名宦志》、《经略志》、《杂志》。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编成的《四川总志》，据后来崔廷槐《四川总志后序》云“见卷凡百余”，当在一百卷以上。王元正的《全蜀人物志序》（即为《四川总志》做的序）云：“兹乃缮录，成编二十有六卷，立论十有三篇。”即除杨慎编的《艺文志》外，杨名、王元正编了二十六卷。而杨慎《全蜀艺文志序》（即为《四川总志》做的序）云“为卷尚盈七十”，可推知，杨慎编的《艺文志》当在七十四卷以上。

当嘉靖《四川总志》完成后不久，又被重编。刘大谟《重修四川总志序》曰：“事告，其涣而未萃者，仍托周宪副木泾（即周复俊）、崔佥宪楼溪（即崔廷槐）重加编集。”

周复俊，字子吁，号木泾，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在四川、云南做官多年，与杨慎颇有交往。嘉靖二十年（1541）入川为按察副使。颇好文学。崔廷槐，字公桃，山东平度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嘉靖间入川做佥事。以文学出名。崔廷槐重编了嘉靖《四川总志》的《经略志》和《郡县志》的一部分，周复俊则重编了包括《艺文志》在内的其他部分。

重编后，嘉靖《四川总志》共八十卷，卷首依次载刘大谟《重修四川总志序》、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序》、杨慎《全蜀艺文志序》、王元正《全蜀人物志序》、杨名的建置、山川、赋役志序。卷末依次载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崔廷槐《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周复俊《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其编撰体例为，卷一帝王纪、藩封志、监守志，卷二全蜀名宦志，卷三至五成都府，卷六保宁府，卷七顺庆府，卷八叙州府，卷九重庆府，卷十夔州府、马湖府，卷十一潼川府，卷十二眉州，卷十三嘉定州、泸州、邛州、雅州，卷十四东川军民府、乌蒙军民府、乌撤军民府、镇雄军民府、播州宣慰使司、永宁宣抚司、龙州宣抚司、酉阳宣抚司、石砫宣抚司、邑梅洞长官司，卷十五天全六番招讨使司、黎州安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松播等处军民指挥使、四川行都司、迭溪守御千户所，卷十六经略志、杂志，卷十七至八十艺文志。其中《艺文志》六十四卷，《帝后纪》、《监守志》、《郡县志》、《名宦志》、《经略志》、《杂志》一共十六卷。

嘉靖《四川总志》有着非常大的价值。众所周知，流传至今明代修的四川省志有四部——正德《四川总志》、嘉靖《四川总志》、万历（1581）《四川总志》、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而嘉靖《四川总志》修得较好，明人陈继儒就曾说：“读天下志，（嘉靖）《四川总志》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汉以下之文，网罗几尽，而立例亦古。”清人宪德亦云：“（四川总志），迨前明之世屡经修辑，惟杨慎、王元正辈所纂（即嘉靖《四川总志》）称善。”由此可见，嘉靖《四川总志》在明清所修四川省志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明清两代所修的四川省志中，嘉靖《四川总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很有文采的。在明清两代所有修省志的人员中，修嘉靖《四川总志》的杨慎、杨名、王元正的水平较高，即使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状元、探花，全部由进士编修志书的情况也是不多的。而且，嘉靖《四川总志》是经过两次编修的，精心雕琢过的。正是修志人员整体素质高，从根本上决定嘉靖《四川总志》有着较高的质量。所以陈继儒会说“读天下志，（嘉靖）《四川总志》为第一”的话了。

第二，嘉靖《四川总志》对明代后来所修的《四川总志》有着发凡起例的作用。明代后面两次修的省志——万历（1581）《四川总志》、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基本上是依照嘉靖《四川总志》的体例进行编修。特别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其主编者杜应芳，在杨慎的《全蜀艺文志》的基础上，搜辑嘉靖以来的文章及被杨慎漏搜的文章，编成《补续全蜀艺文志》。《补续全蜀艺文志》与《全蜀艺文志》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

第三，嘉靖《四川总志》中的《全蜀艺文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嘉靖《四川总志》中的《艺文志》后来单独刊行，成为一部重要的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包括网罗，极为核洽”，《益部谈资》称其“网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尽，可谓博矣”。《全蜀艺文志》所收的很多文章是其他书未收的，如书中所收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商隐的《重阳亭铭》，不仅李商隐的文集没有收，《文苑英华》也没有收。再如宋代罗泌的《姓氏谱》、元代费著的《古器谱》多已不传，而《全蜀艺文志》中却保留着。而且《全蜀艺文志》具有较高的辑佚价值，如著名学者四川江安人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中很多文章就是采自《全蜀艺文志》。另外，《全蜀艺文志》也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因为它所收的文章多是用的嘉靖本或嘉靖以前的版本，有利于校勘家的版本校对。

第四，嘉靖《四川总志》对今天方志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嘉靖《四川总志》本身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明代四川的修志情况（特别是嘉靖时期），而且从全国范围看，保留至今的嘉靖年间的省志并不多，所以它对我们了解明代嘉靖年间修省志的情况，对我们进行嘉靖年间各省省志的比较研究和撰修新方志有借鉴作用。

现存最早的嘉靖《四川总志》，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本，这也是仅有的刊本。关于嘉靖《四川总志》的重要研究成果，可进一步参阅旷天全《略谈嘉靖〈四川总志〉》（《巴蜀史志》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