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平

毫无疑问，三星堆和金沙同属一个文明共同体，三星堆可能是一个并不紧密的邦国联盟的盟主，金沙是联盟中的核心成员之一，二者有可能还是同宗同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认为。

9月27日， “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彭邦本根据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断，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代表的上古蜀地文明起源很早，而且与黄河流域五帝三代时期大致一样，处于邦国林立的早期文明状态，并受到黄河流域影响。大小铜人发饰相异而礼容仪态却相同，且疆域跨农牧业不同生态区，这些说明其文明整合水平已颇高，但始终处于邦国联盟状态（可能也有过宗法分封），似乎始终没有出现郡县制，因而在东周以后逐渐落后于中原，最终被秦兼并。

由于三星堆-金沙遗址迄今没有发现文字，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文献、文物二重证据法在实际研究中产生较多局限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传世文献无法与文物和遗址形成确凿对应关系。那么在古蜀文明研究中，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现存文献？

彭邦本认为，古蜀文献有中原和本地两个系统，二者各有短长。

中原文献优势在于年代比较早，大量出于先秦时期，比如《尚书》里就有最早的关于古蜀的记载，大禹治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非常明显就是指的四川盆地。书中还讲到，周武王所带领的联军当中有八个盟邦，其中最突出的就有蜀，排在第二。此外，《左传》《史记》《战国策》都有关于蜀地的记载，这些内容相对较早，且反映了一定的真实的历史信息。但缺点是零散，因为其叙事重心不在巴蜀，仅仅是涉及到时才提一笔。

第二个就是本土文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它的优点是相对比较系统，虽然叙述也很简略，但是它有一个完整、清楚的脉络，而且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和中原记载以及其他材料进行复证后，发现这样一个脉络基本上是可靠的，能够进行一种宏观历史印证。但缺点就是成书年代比较晚。

对于传世文献，彭邦本认为学界有两种看法，其一是古史辨派认为应该严格根据客观材料和考古发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另一派认为，文献当中的历史素材和线索，应该予以认真对待。

“当历史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后世附加进去的东西，会变形、扭曲，可能遮蔽了历史真相。但是，被遮蔽的这一部分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传说当中有所保留。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其实就是要把这些历史的迷雾拨开，把后世附加的剥离开，从而再现历史的原貌。”彭邦本认为。

“当我们从宏观历史进程的角度，把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记载做复证，它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是不是合乎实际，就不能够完全确定。但逻辑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它的功能。”

因此，今天在对待这两种说法的时候，应该站位比他们都高一些，把两者的优点综合起来，对前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文献记载，要采取一种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就能够把学术往前推进，让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