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对推动攀西地区

共同富裕的“奠基立业”作用

张鸿春

引言:“共同富裕”成为时代主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与困难,内忧外患,经济基础薄弱,三线建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即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开展大规模国防、科技和工业项目建设。三线建设不仅是为了加强国防,还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通过三线建设,国家在资源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汗水,建立了一大批战略性工业基地,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综合国力。三线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战天斗地”“可歌可泣”革命精神的体现,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

三线建设的故事中充满了无数默默奉献的英雄,他们有的是技术专家,有的是普通工人,有的是基层干部。在这期间,数百万人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国家号召,离开繁华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来到西部艰苦创业。他们克服了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种精神力量不仅为当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也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斗的重要精神财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线建设的许多成果逐步显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更是延续了三线建设的精神和目标,致力于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三线建设不仅仅是历史的丰碑,更是我们今天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源泉。新时代的三线精神作用更加突出,已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

三线建设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三线建设通过在西部地区建立一批重要的工业和国防基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地区差距。今天,我们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致力于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在新时期,我们更需要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推进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战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更需要精神引领和制度保障。只有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前,在我们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始终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不断夯实我们百年大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国之大者”。一言以蔽之,三线建设所蕴含的价值追求是对新时代“共同富裕”主题的历史表达和奠基。

三线建设面临的“三个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三线建设作为百年党史“奠基立业”的辉煌篇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道路的艰辛探索,它毫不例外地面临着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在《怎样看待“三线建设”的历史遗产》一文中指出,所谓“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中共中央针对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里指涉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际形势的“严峻”,一个是国内问题的“复杂”,总体归结为促使党中央作出涉及我国中西部13个省区、规模空前、历时最长、投资最大、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突破”因素:

一是突破“苏联模式”。中国革命的萌芽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其命运也与苏联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战略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模式全面主导了中国的“一五”和“二五”计划。然而,这种关系并未持续长久。1958年中苏两党关系紧张,1960年两国关系公开破裂,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合作协议,废除科技合作项目,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三线建设便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展开的,是中国首次真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规模建设,也是对“苏联模式”的一次全方位突破。

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工业重新布局时强调“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指出苏联在二战时未能及时搬迁工业基地是失败的教训。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得到了周恩来的深刻理解和支持。当西南钢铁基地选址出现争议时,周恩来明确表态:“关于攀钢的厂址,我是同意放在弄弄坪的。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加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周恩来支持在攀枝花建厂,反对传统的苏联模式,体现了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心。毛泽东的决策和对攀枝花方案的支持,标志着中国超越“苏联模式”的决心。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完成后,率政府代表团携带计划草案赴莫斯科征求苏方意见。苏联直到1953年才通报他们的“会诊”意见,显示出中国在经济计划上对苏联的依赖。但这种依赖在三线建设中逐渐被打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李富春和薄一波的汇报后,对攀枝花方案表示支持,坚定了在攀枝花建设钢铁基地的决心。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开始走出苏联的影子,迈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对攀枝花弄弄坪方案的支持,是整个三线建设的突出代表,表明三线建设不仅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更是对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二是突破“包围圈”。三线建设的核心思想是突破由美国、苏联主导的国际势力对中国形成的“半月形”包围圈。毛泽东将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西部地区被视为“真正的防御后方”。然而,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会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后,各方面的备战意识和执行力度并未立即显现。真正让各方面紧张起来的是战争威胁和冲突。1964年美越冲突升级的“北部湾事件”和1969年中苏“珍宝岛

战争”爆发,使中国面临巨大的战争威胁。这两次战争加快了三线建设的进程,1965年和1969年的两次建设高潮正是由此催生。

毛泽东的讲话和批示多次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酒泉、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潦草。”“加强三线建设,钱不够,把我的工资拿去。三线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成昆线要快修,时间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抢时间、争速度。”

这些话语表明,战争威胁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一切都必须服从备战需要。据统计,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和攀枝花钢铁厂的讲话、批示多达40余次,显示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是突破“吃穿用”计划。按照时间节点,“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但由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经济困难局面,“二五”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61年和1962年不得不进行两年调整期。最初“三五”计划的定位是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陈云在中央最早提出了“抓吃穿用”思路,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认可,形成了党内共识。

据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记载,1962年3月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当陈云讲到准备采取“伤筋动骨”的办法改变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时,周恩来高兴地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得到一致赞同。与会同志都感到,过去在投资方面对农业的忽视,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在制定“三五”计划时必须把农业放在首位,解决老百姓吃穿问题。

但随着总参谋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对我国备战问题的分析,事态逐渐严重起来,“三五”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和主导方向开始发生倾斜。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彻夜未眠,形势骤然改变,“三五”计划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的主导思想发生急速逆转,“备战”成为当务之急,压倒一切。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发生激战,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中国军民也有所伤亡,中国面临外敌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进一步升级。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正式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三五”计划的主导方向彻底突转。

三线建设的“奠基立业”作用

“西部问题”历来是世界经济地理上的特殊单元,对中国而言,是充满博弈的地缘战略问题。三线建设为解决中国的“西部问题”、推动西部地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线建设涉及13个省区,总面积达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约占41%。这一区域包括四川、陕西、甘肃等地,整体属于欠发达地区。三线建设为西部经济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性因素,拉动了西部经济发展。陈东林在《三线建设的决策价值》中指出,三线地区的八省一市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符合战备要求建设成功的占48%;建设基本成功的占45%;真正选址有严重问题完全不成功的只占7%。作为三线建设核心地带的西南地区,特别又是作为三线建设重要地区的四川,包括三线建设“重中之重”的攀枝花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明,三线建设从经济效益,特别是从促进西部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多亿美元,钢铁产量仅60万吨,重工业几乎为零。四川基础也同样薄弱。三线建设改变了这一切,建成的300多个工业企业构成四川现代工业的骨干,经济发展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到1976年,四川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农业,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三线建设不仅奠定了四川的现代工业和国防工业基础,还改变了许多与世隔绝、贫穷落后地区的面貌。攀枝花的发展就是三线建设的缩影。1984年,宋任穷视察攀枝花时感慨“长征时我经过这里,但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地方”。三线建设给攀枝花带来了现代工业文明,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攀枝花从“七户人家一棵树”崛起为现代化钢铁基地,得益于三线建设的战略伟力。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1年视察攀枝花时指出,攀枝花的发展对西南地区有巨大影响,应作为西南工业发展的中心和龙头,带动周边及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三线建设尤其是攀枝花和成昆铁路的开发,改变了3000万人的命运,缩短了周边地区与内地的差距。三线建设是“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是西部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尝试。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战略尝试

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重要文章,强调我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攀枝花是我国三线建设的“核心、龙头和成功典范”,是国家重大决策的产物。可以讲,攀枝花是解读三线建设国家重大战略的经典标本。

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是中国三线建设史的光辉缩影,“一部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半部中国三线建设史”道出了三线建设对攀枝花的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视察四川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四川布局了一大批重要产业和企业,特别是三线建设,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四川,这些都是四川发展的宝贵财富。2022年12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支持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意见》,进一步肯定了攀枝花开发建设对区域深度发展的推动作用。2023年1月4日,中共攀枝花市委发布《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奋力谱写现代化攀枝花新篇章的决定》,围绕建设川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确立了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为战略牵引,以“工业强市、精明增长、城乡融合”为战略重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幸福美好攀枝花。

攀枝花的三线建设不仅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成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三线建设期间,攀枝花建立了大批工业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四川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攀枝花的崛起是三线建设成果的典范,展现了国家战略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攀枝花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将通过高质量发展,探索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径,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加快科技进步,攀枝花将继续发挥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三线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重要阶段,不仅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调整了国家生产力布局,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三线建设为全面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并将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2023年,攀枝花市继续深化对三线建设所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认识,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水平、改善民生福祉,攀枝花正朝着更加繁荣、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当地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支持中小企业成长,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基础设施,确保每一个居民都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真正实现“产业兴、城市美、万家和”的新时代愿景。

攀登、创新、阳光、包容。新时代攀枝花将继续发挥三线精神,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科技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攀枝花作为全国共同富裕时间观察地,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共同富裕的标杆,展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潜力。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攀枝花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将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2〕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

〔3〕郑有贵、张鸿春主编:《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

〔4〕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

〔5〕张鸿春主编:《三线风云》(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7〕何郝炬等主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8〕张鸿春主编:《攀枝花100问》,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9〕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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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鸿春(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党组成员、副馆长、副研究馆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执行秘书长,四川省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