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勋

重庆建川博物馆内收藏的抗战老兵用过的粗陶杯,上有文字:“我只记得八年全面抗战,我和日本昨(作)战,我的腿上中了一棵(颗)炮弹。我坚决打到底,没有下(火)线!”(曾勋 摄)

名将殉国

资阳市雁江区宝莲街道协议村,蝉鸣阵阵,不时有人冒着酷暑来到松柏环抱的墓地献花。墓中长眠着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墓旁的纪念亭里,陈列着饶国华烈士的生平史料,生于资阳市东乡张家坝(今资阳市雁江区宝莲街道)的他幼年丧父,靠乡邻资助读书,从军后清廉自守,被士兵称为“草鞋师长”。

出川之前,饶国华特意回乡为七旬老母祝寿,遍扫祖坟,这些细节都表明,他抱着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决心而出征。在邛崃县(今成都邛崃市)各界民众举行的隆重欢送大会上,饶国华振臂高呼:“不驱逐倭寇,誓不还乡!”

出川后饶国华部驻守安徽广德,牵制从太湖流域西犯的日寇。1937年11月30日下午,广德县城危在旦夕,饶国华于12月1日凌晨给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唐式遵写下遗书,字字泣血,他表示“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饶国华与仅存的残兵被日寇包围于十字铺,弹尽粮绝,人马伤残,他不为敌人的劝降所动,写下绝命书,号召官兵“完成我未尽之志”,后自杀殉国。

到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国民革命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带领3000川军将士死守滕县,壮烈殉国。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走出过不少能臣名将。在王铭章出川后不久,成都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61师第483旅少将旅长的许国璋,随国民革命军第29集团军顺江而下出夔门。1943年11月的常德会战中,日寇向陬市(今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陬市镇)发起进攻。已升任第150师师长的许国璋不惧装备简陋,手持步枪率部抗击日寇,后中弹昏厥,苏醒后得知日寇已占领陬市,他趁警卫不注意,举枪自戕殉国。

许国璋家乡西南方向120公里左右的蒲江县大兴场(今成都市蒲江县大兴镇),是另一名殉国将领李家钰的出生地。1944年,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的他在豫中会战中任战区后卫总指挥,率部掩护友军撤退,5月在河南陕县旗杆岭与日寇激战中身受重伤,壮烈殉国,他是继张自忠后第二位殉国的集团军总司令。

每一位川籍抗日名将牺牲后灵柩入川,当地百姓纷纷自发来到路上鞠躬祭奠。川渝人亦以同样赤诚之心,迎祭如张自忠将军这般的外省英烈。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民族存亡之际,为国捐躯者都为亲人,护国英烈皆是同袍。枣宜会战中牺牲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的灵柩途经重庆时,百姓沿街设祭、焚香跪拜,追悼这名山东临清的硬汉。

重庆北碚梅花山,张自忠烈士陵园坐南朝北,倚南坡而建。墓冢以青石砌成半圆弧形封顶,条石镶边,在苍柏掩映下显得肃穆而庄重。冯玉祥手书“张上将自忠之墓”的碑石立于墓前。据北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张自忠的灵柩沿长江溯流而上,抵达战时首都重庆时,码头上早已聚集了自发前来迎灵的重庆百姓,延绵十多公里,人们静默肃立,眼含热泪。

忠魂无籍贯,大义越山河。如今,张自忠墓前四季鲜花不绝。

无名战士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付家沟,曾是抗战时期汉阳兵工厂西迁重庆的核心腹地。20多个防空洞穿插于鹅公岩下,这些洞穴在战时日寇空袭的威胁下被重庆人民开凿出来,既是生产的堡垒,更是山城岩缝求生、生产的精神具象化身。如今,这里已被建成重庆建川博物馆。

在抗战文物博物分馆入口,600多枚红色手印整齐排列,令人动容。有的手印手指粗细迥异,有的手印手指残缺,那都是握过枪、埋过雷的勇士之手。其中,有重庆荣昌县人(今重庆市荣昌区)黄士伟的手印,黄士伟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代理工兵营长,和战友们冒死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埋地雷,炸死了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2014年10月,黄士伟老人以享年93岁高龄在成都家中安详辞世。

据重庆建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手印从成都市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碑林广场拓印而来,“川渝不分家,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川渝儿女众志成城,筑起血肉长城保家卫国。如今,大邑与重庆两地的建川博物馆,又在冥冥之中加强了两地人民的精神联系。”

墙上有枚手印与众不同,手掌五指紧缩,并不舒展。原来,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得知张朗轩的故事后,一定要将张朗轩老人的手印印在广场上。当樊建川联系到张朗轩的家人时被告知,张朗轩老人正在住院。老人辞世后,樊建川赶到医院太平间留下了张朗轩的手印,因此,这个手印显得有些蜷缩和僵硬。

川军装备落后、缺粮少弹、草鞋单衣,一度被外界认为是“杂牌军”,但他们不惧牺牲,多次参与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台儿庄战役等重大战役,以简陋装备英勇抗敌,伤亡惨重但战功赫赫。

在淞沪会战中,四川广安人杨森率领的20军奉命防守大场镇,有的川军将士将手榴弹绑在身上,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重庆九龙坡子弟、陆军第161师师长朱再明在湖北荆门沙洋镇,指挥集中机枪火力,成功击落日寇“天皇号”飞机,重挫敌焰;重庆璧山彼时仅33万人口,参军者竟有2万多人,张炳良、罗明转战平型关,卢泽雨、安志华鏖兵百团大战;万州老兵罗绍荣回忆,战斗中自己所在的班几乎全军牺牲,他2014年去世时弹片仍存留体内。

民政部公布的国家级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有乐以琴、赵一曼、陈绍堂、黄永淮、肖孝泽、许国璋、柴意新、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赵渭滨、吴焜等川渝籍烈士的名字。不过,在历史的大叙事中,不管是马革裹尸魂骨故里抑或解甲归田者,大多数川渝战士没有铜像,姓名也未被刻于纪念碑,如无名英雄般默默牺牲奉献。

“此绸为你丈夫徐德新之血迹,特与寄来,以便知其死的详细,并作永远不忘的纪念。”这封写于88年前的血绸家书,目前正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展出。书信寄自千里外的淞沪战场,送达处为重庆璧山。血迹的主人是璧山籍出川抗日战士徐德新;墨字的主人是他的好友、川军155团团长曾继奎。这封家书再现了川军将士出川抗日的英勇无畏。

越来越多的名字被挖掘、被熟知、被铭记,正如建川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所言,随着时间流逝,拓印抗战老兵手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但他们仍在继续这项工作,并坚信其价值非凡。

平民英雄

川渝儿女众志成城,即便没有冲锋在前线,仍抱着时刻为国捐躯的信念,使甘愿用鲜血书写平民英雄的故事。

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报恩村,有座依山而建的烈士陵园,陵园入口的牌坊上书写着“合川区革命烈士陵园”几个字。陵园内除安葬刘建常、唐忠良等烈士外,还安葬了牺牲在太行山区的合川籍青年音乐家周极明。

1937年,19岁的周极明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并随鲁艺深入太行山区参加抗战。1941年7月,鲁艺随八路军总部迁辽县麻田镇上口村。1942年2月的某晚,日寇绕过警戒部队,对上口村发动突然袭击,等哨兵发现敌人、鸣枪报警时敌人已包围村子。周极明为掩护群众撤离,与20多名敌人展开肉搏,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周极明的牺牲,换来400多名群众的安全转移,朱德送去挽联:“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雄楷模,是为艺术光。”

川渝地区遭遇日寇飞机轰炸时,人们以不屈、无畏的精神创造了“炸不垮”的奇迹,更是在战争结束后勇敢站出来,揭露日军往日的罪行。他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亦是不屈的平民英雄。

“在遭受大轰炸时,重庆人经受住了苦难和考验。”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勇告诉记者,可以用“2+4”来总结重庆的文化,“2”即巴渝文化、革命文化,“4”即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和移民文化。抗战文化对于重庆举足轻重,不仅是因为重庆是战时首都,还因日寇对重庆实施长达6年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却催生出“愈炸愈强”的城市精神。

如今,不少游客来到重庆较场口的大轰炸惨案遗址,追忆历史。遗址序厅,一面以大轰炸真实照片为基础制作的大型浮雕映入眼帘,炸成废墟的街区中,残垣断壁上“愈炸愈强”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复刻了当年断垣残壁上的宣传语“愈炸愈强”(曾勋 摄)

“这四个字是谁写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这四个字代表了重庆人民的集体精神。”大轰炸惨案遗址博物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愈炸愈强’是巴渝儿女用血肉写就的精神史诗。曾有日本爱知县等地的学生参观过遗址,回去后,他们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遗址所在地即“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那是1941年,日寇对重庆采取“疲劳轰炸”,日机以往大多是白天空袭,但在当年6月5日晚间,24架日机分三批突袭重庆市区。许多傍晚按常规进城的人和远居南岸、江北来不及渡江回去的民众,听到防空警报后慌忙到就近隧道躲避,致使四通八达的较场口大隧道人数超过规定数量。隧道内的气温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人们不约而同抢着向洞口挤去,最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无数无辜平民因窒息和踩踏死亡。

现年92岁的粟远奎是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当时,7岁的他在拥挤中与家人失散,被挤到了防空洞的角落因缺氧昏迷。后来救援人员进入防空洞清理现场,误以为他已罹难,准备把他抬走,粟远奎这时苏醒了,把救援人员吓了一跳。他爬出洞口,看到到处躺着死去的人。他的两个姐姐都在这起惨案中遇难。

美国派拉蒙新闻报道:“每次轰炸之后,重庆又‘复活’了!”据周勇介绍,到端午节,人们还从防空洞里面出来,举行划龙舟比赛,好不热闹。知名作家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当时见这般情形,感叹说:“奇怪的是,战争在拖下去,中国的士气却越来越高,当收复一些城池,空袭后,就有提灯会和游行来庆祝。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市民依然举行庆祝……”

重庆北碚人、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潘洵介绍说,根据最新档案的统计,重庆大轰炸中伤亡人数超过4万人。重庆没有被炸垮,而是在逆境中创造了奇迹,1938年至1944年短短6年,重庆的防空洞数量增加了近30倍,容量增加近60倍。《新华日报》总馆等媒体机构迁来重庆后,报馆职工们自己动手挖防空洞,这些报纸在重庆编辑、印刷和发行,揭露日寇罪行,鼓舞全民抗战决心与信心。

重庆以北三百多公里外的成都大邑县悦来镇的一处山丘上,立着一个李氏祠堂。祠堂外墙上有文字依稀能辨出,“敌机轰炸成都”“九十架飞机”“尸骨成碎”。学者袁庭栋认为,墙上记录的应是1941年的“7·27”成都大轰炸,但“九十架飞机”应是亲历者的观测有误,实际上是108架。

自1938年至1944年日寇对成都进行了31次空袭,敌机飞过之处,皆为焦土。在如今的成都市人民公园内,常有市民和游客在成都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雕塑驻足,雕塑由3组雕塑、背景墙以及3块石碑构成。3块石碑分别刻录着成都大轰炸的简介和遇难者名单,最小遇难者仅1岁。四川巴蜀抗战史研究院专家何允中说,轰炸更加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四川青年黄开仁、左宏松、刘景轼等人在亲历轰炸后投身抗战,来自四川荣县的飞行员张义声等人更是驾驶“空中堡垒”B-25轰炸机,向日寇倾泻中国人的怒火。

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都遭到过日寇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大量平民死伤,无数房屋被毁。2006年,川渝各地的受害者以“重庆大轰炸”的名义,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20年来,虽然诉讼请求屡次被驳回,但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了那场战争的罪恶真相。

80年沧桑,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但记忆从未褪色。川渝儿女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迸进发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愈炸愈强的刚毅精神和毁家纾难的奉献精神,也必将被铭记。在川渝大地的每一个纪念馆、每一处遗址、每一座纪念碑前,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承诺:历史不会被遗忘,牺牲不会被辜负,和平必将永远被珍惜。

来源:官察室

文/图:曾 勋(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