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一个民族的巨变与新生

郝在今

随着时间的运行,“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新时代的中国,更加需要爱国精神、进步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

诉诸民主的爱国激奋

1919年5月4日,晴间多云。北京天安门东南西三面,都有大队学生涌来,人人举着小旗,喊着口号。下午1点多,金水桥边已经聚集了两千多学生,一幅横幅上面有四个火红大字:“还我青岛”。

口号声此伏彼起,围观的人们即使听不清演讲内容,也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巴黎和会即将签署和约。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德国失败。作为胜利的协约国成员,中国连日举行大庆。当年义和团杀掉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竖立牌坊赔礼道歉,现在,中国人把这块象征屈辱的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碑”,迁到中央公园,在这里庆祝对德胜利。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好不容易当了一次战胜国,中国代表提案“废除不平等条约”。举国盼望:这次可以收回被德国霸占的胶州湾了。

中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美英法一起向中国施压,巴黎和约将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完全移交日本。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还是没有被列强放在眼里。

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被证实。熊希龄、梁启超等政界人士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决议5月7日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讨论对付办法。

可是,学生们等不及了。3日晚,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一千多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聚会。全场义愤填膺。4日下午,学生们陆续到天安门集会示威,轮流登台讲演,发布宣言,然后浩浩荡荡走向东交民巷——那里是外国使馆的驻地,学生们要去那里呼吁西方国家,制止日本侵吞中国的行为。

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国中之国。四周的围墙又高又厚,墙头的枪眼控制着墙外禁止通行的操场,大炮将中国中央政府各机关统统纳入射程。学生队伍不得不停在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前,使馆界巡捕声称必须向大总统请示才能放行。

电话请示进行了两个小时,学生们在太阳下暴晒。罗家伦等四名学生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上陈词,期望得到“同情之援助”。美国使馆收下了陈词,但表示公使不在,难以晤面。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学生队伍于是立即转向东北方向的赵家楼。

震耳的声浪和奔涌的人潮淹没了赵家楼曹宅。火光升腾,曹宅起火。国务总理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学生,警方、军方部署武力镇压。各校的学生也在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

从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工人

北京学生的示威,尽管有“火烧赵家楼”之举,还是被社会各界公认为爱国行动。“五四”运动的余威,迅速扩散到全国。

5月7日,上海首先举行国民大会,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集队向英、美、法、俄、意使馆呈书请愿,北京政府扛不住各界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随之,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学生。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工商各界纷纷声援学生,普遍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学生的“排日”活动,日本炮舰进驻中国的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等口岸。驻北京的日军派出一个排,公然荷枪实弹上街示威,通过北京总统府时,中国警卫居然还向日军敬礼。

两面挤压之下,5月14日,大总统徐世昌一方面通电挽留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方面也挽留举国唾骂的曹汝霖,还下达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19日,北京2万5千多学生举行总罢课,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国贼。25日,徐世昌命令京师军警逮捕学生170余人,后又拘禁700多人。

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日子,就在北京学生被禁止上街的这天,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游行、大集会。5月9日,上海学校罢课,商店停业。6月5日,上海各商号陆续罢市。而上海的工人,不待学生呼吁,就主动罢工。同时,上海各校也普遍罢课。人称上海“三罢”。

上海的“三罢”成为北京“五四”的第二波次,再次动员了全国。罢工罢市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准免曹汝霖(外交次长)、章宗祥(山东问题换文的签字者)、陆宗舆(驻日公使)职务。

但是,人民的斗争只是取得阶段性胜利,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巴黎和约还是那个和约。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李大钊亲自上街散发宣言,被暗探当场逮捕。这又导致全国的抗议浪潮再起。

巴黎和约将在6月28日签字,全国各界又掀起拒签请愿运动。和约首先关系山东命运,山东驻军第五师全体士兵通电抗议,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到北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守候新华门,以头撞柱,血溅总统府。

签约前夜,巴黎的中国代表收到国内发来的拒签电报7000多份,而中央政府却依然态度含混。6月28日签约日,中国代表没有赴会签字。代表团最年轻的顾维钧出面发表了一篇宣言,表明拒签的态度。此刻,中国代表团依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拒签指令。

中国的立场,虽然没有得到世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认可,但是,这毕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中国的民心,极大地唤醒了,中国的民众,广泛地联合了。

学生、工人,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

一个运动能否具有长期的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有新人崛起。

时入1920年代,当年的辛亥中人,有 些已显老态,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与青年同气相求。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在“五四运动”期间始终是联络全国的枢纽。由于北京当局的严格禁止,各地团体与北京联络往往通过天津进行。而天津的爱国组织,也成立得较早。天津首创成立跨行业的“各界联合会”,又派出代表四处鼓吹,推动全国各省都成立联合会,最终形成“全国联合会”。

4月,留日学生周恩来回国,一到天津,就反对母校南开学校聘请徐世昌、曹汝霖担任校董。已经没有天津学籍的周恩来积极参加天津的运动,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著文介绍世界新思潮,主张青年“应该去做真正的群众运动”。天津学界的先进青年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邓颖超是“逸豪”(1号),周恩来是“伍豪”(5号)。

湖南则出了个毛泽东。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毛泽东本来注定会参加北京的“五四运动”。可是,4月份,他却因家事离开北京,经上海回到湖南。

但是,错过地点,不等于错失历史。湖南长沙,早有新民学会的组织基础。从北京归来的毛泽东,又带回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信息。由毛泽东等人筹划的湖南运动,尽管起步不是最早,却在组织上更显周密。首先以新民学会成员为骨干,在5月28日创建全省学生联合会。6月2日,学联召开全省学生代表大会,20个学校的代表共同议决罢课。6月3日开始的罢课活动,立见成效。

参照北京陈独秀出版《每周评论》的经验,湖南也创办了一份《湘江评论》,多数文章都由毛泽东个人撰写。毛泽东剖析大局,倡言俄国十月革命所掀起的世界革命风暴,“这种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中国,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鼓舞无畏精神,提出明确的斗争方式,“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一再加印,影响超出湖南,波及全国。

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约之后,全国各地的运动似乎告一段落,而湖南的毛泽东等人,却及时为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驱张”。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搜刮民财,摧残教育,湖南人恨为“张毒”。张敬尧公然逆五四大潮,解散学联,刺杀上海国民大会来湘代表,驱散抵制日货大会,甘作湖南公敌。毛泽东组织全省各界联合行动,还派出代表团到北京、上海、广州游说,分化利用军阀矛盾,终于迫使张敬尧退出长沙。

“驱张”的胜利,被称为湖南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成果,已经远远不止拒签和约了。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首次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

作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工人对运动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学联告同胞书称:“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学生、工人,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力量。

来源:《新周报》第20期

作者:郝在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