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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高勇 ‖ 四川历史上疫病灾害及其防治

作者:高 勇 来源:四川省档案局 发布时间:2020-04-01 14:54:00 浏览次数: 【字体:

疫病,传染性疾病在暴发流行中的统称。古人把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称作“疫情”“疠疾”“瘟疫”,并称“疫灾”,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发病急,传染性强,短时间内广泛传染波及周围健康群体;二是疫情表现相似,发展迅猛,预测性较差,对社会危害严重。

四川盆地有平原、河谷、丘陵、山区和高寒山区,各地温度、湿度差异极大,孳生多种致病微生物;多民族不同生产、生活习惯,存在着广泛的易感群体。疫病在四川流行,绵亘古今,不绝于史书、医籍和档案资料中。面对疫灾,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区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举措。本文仅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历史上疫病灾害及其防治作一简介。

疫病灾害概述

四川疫情最早见于晋代,《德阳县志》引《四川名胜志》叙:“晋武帝太康初年,旌(德)阳大疫,死者十七八”。从西晋至民国1600多年中,四川省内各地方志所记载的疫病灾情不下千次,其中,流行范围波及几省的大疫情,主要有: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秋七月,雍、梁州疫”;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泸、濛、巴、普、柳五州疫”;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自剑南至浙西大疫”。波及全省可考的疫灾,主要有: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以及1920年,1945年等。至于一县一乡的流行,在近百年中几乎岁岁不绝。

历史上,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等疫病都在四川有过大规模的、甚至是不间断的流行。在地方病中,则以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最为普遍和严重,少数民族地区则以性病、麻风病为最猖獗。

在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就有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春季,四川綦江县(属现重庆市)“瘟疫大作”的记录。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六七月间,德阳、温江、灌县(今都江堰市)、彭县(今彭州市)、铜梁、永川、合川、广汉均发生大疫。据志书记载,大疫导致“死者枕藉相望”“民病死亡相继”“日倒毙数十百人”。其中德阳“麻足症(即霍乱)流行,邑中死亡二三千人”,铜梁“瘟疫四起,吐泻交作,二三时立毙,城市乡镇,棺木为之一空”。

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春秋,四川又一次霍乱大流行,此次疫灾范围遍及内江、简阳、双流、犍为、眉山、井研、什邡、成都等地20余个府州县。病势猛烈,或吐或泻,肉如刀割,随即不省人事,缓症者一昼夜,急症者三四小时即毙,成都日出丧最多时达五六百具,邛崃、蒲江、大邑死亡惨重,路断行人。遂宁等地死者棺木无着,乃用篾席、稻草裹尸掩埋。

疫病流行,死亡惨重,据1916年《四川内务统计书》的不完全统计,四川有霍乱、伤寒、麻疹、白喉、赤痢、天花、猩红热、黑死病等8种传染病患者1672067人,死亡640656人,占当年全省已明死因人数的70.9%。1925年6月30日,上海《申报》报道,四川本年灾荒奇重,统计全川饿死者达30万人,死于疫疠者约20万人,灾情波及37个县。

民国时期,四川发生的传染病中,以霍乱最为严重,染病及死亡人数也最多,并有几次大的暴发流行。1939年5月,重庆地区的难民中发生霍乱,6月传至自贡,7月传至成都、德阳以及川北一带,8月经乐山、洪雅传至雅安等西康地区。流行区域达50余县市。其中,成都全市死于霍乱者共计2337人,自贡患者多为贫苦盐工,死者不下七、八百人。1940年,夏旱,川北尤其严重,沟塘干涸,民众无奈,只得以脏水饮用,疾病因而暴发。7月,剑阁、南部交界的升钟乡、思衣场、金仙场发生霍乱,继而迅速蔓延至三台、阆中、盐亭、广元以至整个川北地区。其中,剑阁疫情最重,初死二三百人,7至8月,死亡即达7千余人,疫区面积广达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二,纵横300余里。此次疫灾造成川北35020人死亡。1945年,霍乱再次席卷全川,酿成全省性最大的一次流行。6月1日,内江首发疫情,迅速延至自贡、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并向西康省扩展。疫情四向蔓延,疫区面积不断扩大,波及全川93个县市,其中,自贡、重庆、成都疫情最为严重。患病及死亡人数,由于官方无人统计,公布者仅20316例,死亡3381人。农村农民和城市贫民,无条件到医院救治,实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四川省1940、1941年法定传染病统计表(四川省档案馆馆藏)

民国时期四川省发生的较大规模的传染病疫病灾害还有:1925年,盐源伤寒大流行,死亡7000多人。1932年春夏,马边县伤寒、赤痢流行,3至6月报告病例1857人,死亡698人。1937年,宜宾回归热流行,发病1190人。1946年,天花暴发,遍及全省。以沐川最甚,死亡122人。1947年,全省天花、痢疾、伤寒、疟疾等疫病流行,共发病65467人,死亡600人。

疫病防治措施

面对疫情灾害,怎样预防,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不同的朝代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尽相同。

在清代及其以前各朝代,四川各地对疫病的防治主要采用中医医药手段,据《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记载,北宋时,有四川峨眉山医士入京接种“人痘”苗预防天花,为人工获得性免疫之始。对疫病灾害没有如应对水灾或其它自然灾害那样,在救助上有严密的应对策略和举措,很少在制度上对疫病救助治疗提供有效的指导,防治仅是临时性的举措,很少有日常应对预案或措施。一些地方采用的还是封建迷信的方式。如1892年霍乱流行,华阳县府张贴告示,命令群众焚烧纸船以“送瘟神”,大邑县设坛作祭,“祈阻”瘟疫。

民国时期,四川各级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已逐渐积累了一些措施和方法。

1

加强疫情监督和情报联络。

为全面掌握疫情,四川省于1931年开始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制作疫情月报表。从当时四川省政府疫情月报表中登记的传染病病种来看,四川省法定传染病有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斑疹伤寒、猩红热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九种,与1930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中的传染病病种一致。疫情月报表有固定的格式,各地卫生机构必须认真填写,无论有无疫情发生,一律准时上报。

2

成立专门防治机构。

如四川省牛痘局、省立传染病院、边区防疫医疗队等。为降低疫病死亡率,减少民众苦难,1932年,四川省政府令公安局长会同总务长及卫生顾问,共商并设立了“临时防疫医院”,救治染疫病人,并确定医院设立庶务、会计、财务、采员、挂号5个部门,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并召集省会各医院医师开会讨论防疫办法,决议组织处理“防疫委员会”,以便及时有效地采取各项防治措施,“临时防疫医院”是经政府组织、防疫委员会商议、卫生顾问负责诊断、政府承担经费的临时医疗机构,一旦疫情结束,医院也就不复存在了。政府还根据疫情状况,适时增加防疫医院,以最大可能收治病人。此外,政府还对防疫药品严格整顿,严禁擅自提高防疫药品价格。1949年成都市成立滴滴涕委员会,对民居环境用滴滴涕消毒。

3

预防接种,注射疫苗。

实行应急预防接种,是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在疫病流行时期经常采用的救疗措施之一。1917年,四川就设立了省牛痘局。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川省社会局、公安局多次在春季、秋季来临之前加大种痘宣传力度。多次在《新新新闻》《成都国民日报》上刊登《春季种痘》《四川省会公安局施行春季种痘通告》《各市县应推行普遍春季种痘》等宣传通告。还令各地开办种痘人员培训班,培训种痘人员,并对培训教员和参训人员资格进行了规定和限制。如规定:种痘员训练班教员,应以正式医师(领有内政部或卫生署之证书者)担任。民国时期,四川已有了霍乱、伤寒、痢疾等烈性传染病的针苗药物。这些防疫措施的采取,普及了民众的种痘率,使更多的人对痘症产生抗体,有益于整体上控制痘症的流传。

4

加强传染病防治办法的宣传和日常饮食卫生宣传。

1932年9月23日,四川省政府关于广为张贴防治霍乱宣传布告的训令(四川省档案馆馆藏)

防治霍乱宣传布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

民国时期,一旦疫情发生,四川省各级政府在组织救治的同时,还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包括散发宣传手册(小传单)、张贴防疫标语、游行、电台演讲、幻灯片放映等,还通过报纸这一大众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如1932 年,霍乱肆虐全川,9月23日,四川省政府训令各地政府,要求广为张贴内政部卫生署编拟的防治霍乱宣传布告。布告共28句,每句6字,浅显易懂,非常实用。此外,还在当时的综合性报纸《新新新闻》报中。开辟了“社会常识”专栏,从6月至9月,每期报纸刊载大量有关传染病的预防知识、治疗措施及家庭在疫期应注意的卫生和饮食事项。8月9日刊载了《免疫八须》:一须清洁住屋衣服,二须禁绝生冷肉食,三须消灭苍蝇蚊蚋,四须切戒疫地行走,五须屋内多泷臭水,六须厨厕遍洒石灰,七须无食过夜食物,八须少与病家往还。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使更多民众在没有理解障碍的情况下,通晓各种传染病的预防方法、传播途径和治疗手段,并积极应对。

5

开展卫生大扫除。

为改变民众的一些个人卫生习惯,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四川省政府举行扩大防疫会议,全面部署卫生防疫事项,全省各地民众以政府为主导,积极配合,官民协同,纷纷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如成都市公安局联络团防,每月朔(农历每月初一)望(农历每月初十五)两日定时举行清洁运动。重庆开展防疫运动,实施大扫除。广汉城乡进行大扫除,实行检查街市制度,尤其注重住户内部清洁。由督察股督察,违者处罚。在此基础上,各地还开展运动大会,举行卫生展览。1935年,成都举行为期一周的有政府部门、医学高校、社会团体、各中学校等参加的卫生运动大会,内容包括大运动游行、分区讲演、大扫除、实施秋季种痘、游艺表演和幻灯片演放等,并公开展出卫生挂图、标本、模型等。重庆市也开展了会期一周,分卫生展览、宣传、电影、清洁运动和提灯游行等内容的卫生展览大会。这些活动充分调动了民众培养良好卫生习惯的积极性,改善了公共环境。

6

改进或新建公共卫生设施。

公共厕所是人们活动重要的公共场所之一,同时也是孳生病菌的重要源头。民国时期。四川各地政府为消除疫患,对公厕进行改进。1932年8月,四川省政府决议对公共厕所进行整顿,内容包括:各街茅厕,应将尿坑设置于后方,以限制便溺者;如有顽皮者仍在外便溺,由该管巡警查获,进行处罚。重庆市召开改良风俗会议,决定改良公共厕所,还制定了改良程序:先就模范市场设模范厕所,其它各地逐渐增设,其款项就地自筹;原有公共厕所,宜设法改良;须逐日派夫役打扫清洁,其积粪必须每天清除挑走。各地对公共厕所进行了严格地整顿和改进,有利于营造洁净的公共卫生环境,增强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有益于疫病预防。

7

整顿饮食业。

霍乱、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多是因食用不干净食物所致,为清洁食品卫生,四川省政府严格整顿饮食业卫生。1932 年,省社会局决议:凡同业饭庄,有提筐或端盘,摆摊的批发小商等,须令其制备纱玻罩,或白布罩,随时遮住食物,以避免苍蝇、灰尘等。并规定须用筷子专选食物,不得用手拿食物与买主。省公安局和社会局对不合卫生标准的饮食店给予取缔,并发动民众监督和举报。1932年成都霍乱盛行,经市政府查明原因,为饮食污秽陈腐或被苍蝇飞传所致。8月8日,市政府派出16组检查队,随带显微镜分赴各饮食店,考查所售食物是否清洁,有无病菌。

8

加强对饮用水源的管理。

水是多种肠道传染病的主要媒介,疫病流行期间,政府加强对民众饮用水源(如井水、河水、塘水)的规范管理,对公私水井进行整顿。各地方政府,也加大对饮用水源的管理,如对水井进行改造,规定井口须高于地面,以防雨天污水倒流井中;严禁在饮用水源的河里洗衣、淘菜、洗澡等。1932年夏,成都市规定:凡供多人饮用的公私水井,均须在每日夜间,用四倍漂白粉一匙,调水一大碗,倒入井中消毒。一些大城市开始建立自来水厂,1931年3月1日,经过5年浩繁规划与建设。耗资400余万的大型供水工程——重庆自来水公司竣工供水,建成当年,日供水量约2000余吨,到1937年,日供水量已达4000余吨,缓解了山城用水困难的严重问题。

此外,每当疫病灾害发生时,四川各地都会有商界、药家、宗教界人士甚至普通民众发起组织社会团体,开展集资劝募、建立临时病院、施诊施药施棺、购置防疫药苗、从事防疫注射、组织临时救护队等等。面对肆虐的疫病灾害,四川民众还采取了自救措施。这些措施除了前述盲目的迷信活动外,也有传统的中医医药疗法和民间偏方。如食用大蒜解毒杀虫,饮用雄黄酒、大曲酒,食用萝葡菜、醋渍胡豆。有的还用枯叶、陈艾、菖蒲、芫荽等药物置于烧红的石头上,迅速投入水、酒、醋之类淬之,并让患者嗅其药气以治病或防疫。这些自救措施是四川民众在长期防疫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朴素方法,虽不能杜绝传染病的发生和因疫病灾害死亡人群的出现,但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食物特有的抵抗细菌的特性,对防治传染病有辅助作用。

总之,四川历史上疫病灾害连绵不断,给巴蜀民众造成了巨大伤害。但顽强的巴蜀儿女不畏疫魔,顽强抗争,积极防治,总结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与方法。有的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李仕根主编. 巴蜀灾情实录[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2]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

[3]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四川省志·大事记略[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4]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集萃(第二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来源:四川省档案局(原载《四川档案》2020年第1期)

作者:高 勇(四川省档案馆)

来源: 四川省档案局
责任编辑: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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