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后，先后来延安访问的美国人中，有三位引人注目的女性。她们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海伦·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继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苏区的美国记者。她是一位富有挑战性、传奇色彩和个性鲜明的女性。在延安她“不把自己当外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

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幼年时家中生活极其贫困，经常需要一位当妓女的姨妈的资助。在16岁那年，史沫特莱离开家，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式的生活。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她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于激荡的政治活动。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方面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1919年赴欧洲，侨居柏林8年后回国。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被指控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由于接连受到当局的迫害，她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继续参加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活动，成为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928年至1929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著名自传本小说《大地的女儿》。

美国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

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很快，她就把自己和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曾经和中国共产党人有密切交往的德国友好人士安娜利泽（王安娜），对史沫特莱有过这样的评论：“幼年时代的冷酷生活，形成了她对外界有一种固有的反抗精神。最初，她反抗资产阶级制度，反对妨碍她自由发展的一切，甚至反对结婚，反对家庭，反对对妇女的剥削。后来，她要用自己的笔写出她目睹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并以此作为毕生的使命。艾格尼丝关于中国的著作，和她本人一样热情、诚实、专一。她的爱憎非常分明，她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犹如她对压迫者的憎恨一样强烈。尽管她对事物的看法有过激的倾向，但她毕竟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1933年，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著名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这部书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根据来自江西苏区的讯息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写成的，也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使得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英国记者贝特兰曾这样写道：“这一姓名（指史沫特莱），对于我所知道的北平学生，简直成了传奇。《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作者，也许可以说是外国作家在中国青年中拥有读者人数之多仅次于高尔基的一位。”后来曾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奥托·布劳恩（李德）也曾透露，他对中国红军与红色政权的最初的了解，就是从《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本书中得到的。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除了大量撰写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各类文章之外，还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社会活动。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他们通信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五作家被国民党杀害后，史沫特莱应鲁迅的要求，将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并使这篇战斗的檄文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

由于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许多人不知道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1936年2月，史沫特莱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悄悄告知鲁迅和茅盾。他们两人非常高兴，决定发一个祝贺电报。电文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鲁迅将电报交给了史沫特莱，由她设法发了出去。不久，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中共中央从瓦窑堡派来的冯雪峰，听他结合亲身经历介绍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史沫特莱参加了为红军募集药品的工作。西安事变前，她前往西北采访，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代表热情接待了她，并为她安排了住处。西安事变发生后，她第一时间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并会见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1月，史沫特莱机智地离开西安，进入陕北苏区访问。

史沫特莱与欢迎她的军事小组

史沫特莱首先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保安，受到了左权和陆定一的热情接待，并见到了她曾在上海结识的朋友丁玲。随后，在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1937年1月下旬，史沫特莱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毛泽东的接见和谈话

到达延安的当天，史沫特莱会见了朱德和毛泽东。据史沫特莱在后来所写的《中国战歌》中说，她起初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好，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阴森的气质。但后来证明，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并同毛泽东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史沫特莱在延安的7个多月里，毛泽东同她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同史沫特莱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中日战争和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的多。中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将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不是共产党屈服、投降，而是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毛泽东还对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2月份发生的“二·二”事件（枪杀王以哲）作了评述。

1937年史沫特莱与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

毛泽东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在3月10日写给斯诺的一封信中，附上了这次谈话的记录稿。信中写道：“自你别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他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另外，还把这个记录稿寄给上海《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一份，请他在可能时发表。3月16日，延安《红色中华》报上刊发了这次谈话的要点。寄给斯诺的谈话记录，后由斯诺提供给北京的王福时，编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1937年3月出版），列为第6篇，题目是《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同与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更富于私人朋友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回忆她同毛泽东的交往说：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吴莉莉）所住的窑洞来，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对此，乔伊斯·米尔顿在她写的史沫特莱的传记《中国人民之友》中作过这样的叙述：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后来她在报道中写道：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他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后来，这位将要担当毛泽东英语老师的妇女（指史沫特莱），以不悦之色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她失望地写道，毛泽东缺乏歌咏的天赋。”

她工作起来像一团火

除了采访中央领导人外，史沫特莱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延安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毛泽东给予支持和鼓励，也受到人们的一致赞誉。

毛泽东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呼吁，希望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他还对史沫特莱消灭老鼠的热情表示赞赏。王安娜回忆说：“艾格尼丝一到延安就发挥出她一如既往的干劲，开始对各种各样的祸害挑战。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是捕鼠器。……在陕北及其相邻的内蒙古，老鼠不仅是一种祸害，而且是一种危险，因为它还传播鼠疫，致使鼠疫成为那里的一种地方病。因此，艾格尼丝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借用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的话来说，这不是蒋介石式的Anti–Red Campaign（反赤化运动），而是Anti–Rad Campaign（灭鼠运动）。于是，我便在西安到处找捕鼠器。在北京的埃德加·斯诺也和我一样。可以肯定，艾格尼丝还在上海动员了什么人。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她这种像传教士一样的热心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连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共产党的其他有名望的党员都学毛泽东的样子。”

史沫特莱（中）和女翻译吴莉莉（左）在延安

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精力充沛地做了许多工作。她继续写文章；为延安的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她还说服人们种花种菜，改善生活和环境；她征得毛泽东同意后，秘密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邀请函，力劝他们访问延安。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很快就有两名美国记者于1937年仲夏，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访，他们是《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他们对毛泽东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和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6月，又有《美国亚洲》杂志的4位记者，克服种种困难来延安访问，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事后，史沫特莱说：这些“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非常喜欢毛泽东。”史沫特莱勤奋地工作，受到共产党人的好评，都说她工作起来像一团火。毛泽东一次与丁玲谈到史沫特莱，要丁玲学习她那种执着、突进的精神。

1937年8月，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丁玲联合抗大四大队30多位学员，组建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西北前线做战地服务工作。史沫特莱闻讯后，直接找到丁玲，坚决要求加入服务团，和中国同志一起上前线。中央看她态度坚定，只好同意了她的请求。对此，《新中华报》1937年8月19日作了报道：标题是《作家丁玲、史沫特莱等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线》，内称：他们联合男女青年30余人，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日内出发前线。团内分通讯股、宣传股，向民众宣传救亡抗日，对军队鼓舞士气。8月15日晚，在边区政府礼堂举行欢送服务团出发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出席晚会。毛泽东首先致欢送词，他说: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是一件大事。你们随军出发前方，用笔和口打日本，军队是用枪打日本。这样，文武两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能够打败日寇。丁玲致答词，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会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并未立即出发，而是留在延安做紧张的人员集中、组织建设、理论培训和节目准备工作。

但是，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正式出发时，史沫特莱却因坠马受伤未能随队出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于9月间转西安治疗。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参加了服务团的节目排练。后来在山西前线，史沫特莱不仅紧张地写战地消息，而且亲自参加救护伤员工作，抬伤员，做安抚，忙个不停。八路军战士都夸她是“好样的”，向她敬礼，表示感谢。

推广交谊舞的“胜利”

史沫特莱怀着友好感情到延安后，不把自己当“外人”，言谈行动都很率真。特别是把西方文化交谊舞引进延安时，表现了她那棱角鲜明的、执着的个性。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初春，她和翻译吴莉莉（吴光伟）就脱去棉衣，穿上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在“满眼都是灰衣服”的延安，人们对她们的穿着议论纷纷，认为是奇装异服的“另类”，是资产阶级作风。对此，史沫特莱不为所动，她对吴莉莉说：“我们向共产党人的清教徒思想进攻，让他们打破这种严峻、枯燥、死板的生活，唤起更大的热情，进行更大的斗争！”此后，她们不仅不收敛，反而穿得更鲜艳，到处走动，颇具“挑战性”。吴莉莉依然是烫着发，涂口红。慢慢地人们就见怪不怪了，史沫特莱取得第一个“胜利”。

此后，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互有走访。一天，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闲谈。毛对吴莉莉说：“吴小姐穿上这身衣服，显得更加潇洒漂亮了！”吴说：“这身衣服可招来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毛笑着说：“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不简单啊！”史沫特莱接上去说：“你还笑啊？我看你领导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克（古罗马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英勇战死）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稍停，她又说：“我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外语，了解外国生活；还应该学会跳舞。”

毛泽东听了这一通“教训”，不慌不忙地说：“学外语我愿意，但学跳交际舞，我不喜欢。”史沫特莱摇头笑道：“主席你可真是一个清教徒主义者，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都不准备出国去。而且，鄙人也不同意你刚才所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军队……”接着，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向她作了一番说明。

史沫特莱在延安

为缓解气氛，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吴莉莉的衣着上，说：“吴小姐穿这身服装，对延安也是个改造。你们要大胆地进行改造，把外面来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会早日取得胜利。”史沫特莱合掌赞道：“说的正是！”毛泽东被这个“老外”的中国式礼节逗笑了。史沫特莱和吴莉莉，招待毛泽东在她们住的窑洞吃了晚饭。

饭后，史沫特莱抓住有利时机，打开收音机，放上一张《西波涅》舞曲，窑洞中立刻响起悦耳的音乐声，她说：“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毛泽东仍然摆手说：“我不会，也不喜欢跳舞。”史、吴二人就示范性的跳起来。两圈后，史沫特莱走到毛泽东面前，毕恭毕敬地深鞠一躬，说：“主席，我教你跳舞！”盛情难却，毛泽东只好站起来，平生第一次学跳西洋交际舞。从握手搭肩，到出脚收脚，两女士教得一丝不苟，可着实把毛泽东累得够呛，出了一身汗。休息片刻再跳，时间不长，毛泽东找到了感觉，身体有了动律，觉得这种活动方式挺有趣，的确是一种放松精神、换脑子的运动休息好方式。毛泽东学跳舞了，两位舞师极尽赞美之词，三人都很愉快。史沫特莱成为第一个教共产党人跳交际舞，并把这种西方舞蹈文化播种在延安的人。

之后，史沫特莱又去教朱德等领导人跳舞，连连告捷。她开心地说：“我也许会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交际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特莱主动担任红军将领们的舞蹈教师，教他们接受交谊舞这一西方文化，活跃和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对此，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应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作这种努力，他配合我做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好像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这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次舞蹈课。”

绵绵中国情

史沫特莱在延安的另一项主要活动是采访朱德，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她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个是农民，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写出了朱德，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

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是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还是上前线去写战争，哪一件事更重要？毛泽东告诉她：“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为重要。”史沫特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37年9月初，她带着伤病离开延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抗日前线采访去了。

此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比较真实地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其中，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反击》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1938年，周恩来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左三）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1941年9月，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治疗，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在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仍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关于朱德一生的《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4年8月14日，朱德给史沫特莱写信说：“在敌后，在美国人中间，我们常常谈起你。现在有个机会，我写信向你问好，并且告诉你，如有可能我们希望你能到中国来，同我们多住一些时候。”表达了深切的关怀之意。但考虑到史沫特莱在美国的处境，语言是极为委婉、含蓄的。1948年，在纽约举办了一场“中国如何统一”的自由辩论会，有1500人参加。收听现场直播的听众大约有500万到1000万人。对垒的甲方是支持国民党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等，乙方是支持中共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双方唇枪舌剑地辩论了三个小时。结果，史沫特莱以无可辩驳的见闻和事实，论证了只有按照中共的方针去做，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和独立。绵绵中国情，永远系心中。1949年，史沫特莱被迫流亡英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世界，史沫特莱极为高兴，她决定取道欧洲来新中国访问。她从1929年起，曾在中国生活了12年，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当她在伦敦逗留期间，不幸因病于1950年5月6日去世。她在遗嘱中说，将遗物全部赠送给他无限崇敬的朱德，并将骨灰运往中国安葬。5月12日，中国文联发出唁电，茅盾、丁玲、萧三等著名作家发表纪念史沫特莱的文章。

1951年2月12日，史沫特莱的骨灰运抵北京。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举行骨灰安葬仪式。遵照她生前的遗嘱，把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竖立在墓前的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她的遗著、遗稿、遗物在北京公开展出，以纪念这位在中国人民的斗争处于最艰苦阶段时，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朋友——史沫特莱！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孙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