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文翁化蜀,创办石室,蜀学自此发轫,学人辈出,在巴山蜀水间开启了蜀学两千年的发展历程,其间虽有盛衰起伏,始终文脉不断。宋代史学巨擘、蜀中学者李焘说:“昔文翁初起学宫于成都市, 及元朔五年, 诏天下郡国皆立学官, 盖天下郡国,学官实自成都倡之。后之为成都者,于学官不敢不致力。”文翁的文化功绩成为后世效仿学习的标杆,不但对蜀学意义深远,而且对古代中国文化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 文翁化蜀 学风丕振

自汉代文翁化蜀以来,石室成为蜀学中心,其间曾几次被毁,又几度重开、寒灰复燃。

文庙前街是成都市区一条安静雅致的街道,在文庙前街与文翁路交汇处坐落着石室中学,这里被普遍认为是汉代文翁石室旧址所在地。大门匾额“文翁石室”为清嘉庆年间四川总督蒋攸铦所书,据《清史稿·蒋攸铦传》记载,蒋攸铦督蜀期间“重修文翁石室,兴学造士”。自汉代文翁化蜀以来,石室成为蜀学中心,其间曾几次被毁,又几度重开、寒灰复燃。

关于文翁石室的较早史料主要见于汉代班固《汉书·循吏传》《汉书·地理志》、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和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以及近年来成都新出土的汉碑等。《汉书·循吏传》以文翁为第一。据记载,文翁为庐江舒(今属安徽)人,西汉景帝时任蜀郡守,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便选派蜀生到京师长安学习经学或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此即文翁石室。这些举措极大改变了蜀中的文化面貌,自此蜀地学风丕振,史称“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秦宓传》《华阳国志·蜀志》进一步提出“蜀学”的概念,“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是“蜀学”二字最早出现于文献记载中,其含义随着此后的历史进程而发展变化。

关于石室发展的脉络,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金生杨等学者根据史料都有梳理。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亦对汉代学官中师徒传授的场景进行描摹,其中蜀地出土的两块讲经画像砖常被人称引。四川博物院展出的出土于德阳的《讲经图》画像砖,就描绘了一位儒者与两位捧持竹简的儒生论学讲经的场景。

另一块成都出土的画像砖更为有名,被学者命名为《石室讲经图》或《文翁传经图》。图中一位儒者凭几坐于榻上,座位上方有遮挡灰尘的“承尘”,六位学生席地跽坐,双手捧简,恭敬地听老师传经讲学,在一位学生腰间还悬挂着用于刮削竹简的削刀。此画像砖现展出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上述两块画像砖是对文翁化蜀以来蜀中讲学传经场景的直观展示,弥足珍贵。

　▓ 蜀学三子为代表性人物

　　《李君碑》碑文中提到前贤,特别列举了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三人为代表,可见三人在汉代蜀地之知名度和代表性。

　　自文翁石室创建以来,汉代蜀学人物辈出,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总结道,“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思。……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李仲元湛然岳立,林翁孺训诂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其次,杨壮、何显、得意之徒,恂恂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文才在其《两汉蜀学考》中考订蜀学人物七十余人。文翁化蜀以来,蜀地学术的大发展以及两汉蜀学之盛,由此窥见一斑。

　　在汉代蜀学人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他们在儒学、道家学说(特别是老学、玄学)、文学(尤其是汉赋)、文字学等方面有重要成就,而蜀学的学术特征以及古代巴蜀学人的长处和不足,在他们身上也充分体现出来。近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东汉《李君碑》碑文中提到前贤,特别列举了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三人为代表,可见三人在汉代蜀地之知名度和代表性。碑文还表明,汉代蜀地就已经开始注意整理学术先贤的著作,表现出延续当地学术传统的特点。

　　从石室中学北门前行约一百米,就是君平街,街边有一精致的蜀风小园,名为“君平园”,是纪念严君平的成都文化地标。君平园占地不大却十分精致,园内有“指归廊”,供路人读书、小憩。“指归廊”一名源自严君平的著作《老子指归》,该书是保留至今的最早的老子注释之一,其中也阐发了严君平的思想。严君平生性自然恬淡,不求仕进,卖卜为生,著书立说,其声誉常常在司马相如和扬雄之上。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子云即扬雄的字,子云亭据称是扬雄读书之地。成都西去30多公里有郫县子云村,从郫花路进去有一片幽静的树林,林中有纪念性的扬雄墓,墓碑上书“西汉大儒扬子云先生之墓”。在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蔡方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刘俊哲、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金生杨看来,扬雄在哲学领域建构起了以“玄”为本的哲学体系,既借鉴吸收了老庄之学,又不失儒家立场,以孟子后继者自居,坚持儒家的伦理思想,并采用了道家的处世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谭继和借用司马相如的话总结了历代蜀学的特征,在他看来,蜀学世代承袭司马相如“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宏观统体会通思维。他解释说,“苞括宇宙”,即上知天文星空;“总览人物”,即俯察大地人文;“控引天地”,即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错综古今”,即历史与现实的交会。

　　▓“蜀学三事”冠天下

　　文翁石室、周公礼殿、石壁九经皆为蜀学至宝,三者对蜀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无可估量。

　　文翁石室自汉代创建以来,受历朝历代重视,后世文庙、书院都围绕石室兴建,文化积淀日益深厚,特别是东汉兴建周公礼殿,五代刻蜀石经,使石室成为古代闻名天下的文化圣地。北宋学者吕陶在其《经史阁记》中说道:“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在对“蜀学三事”进行系统考察之后,四川大学教授舒大刚认为,文翁石室、周公礼殿、石壁九经皆为蜀学至宝,三者对蜀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无可估量,此外,三者对整体学术文化启发深远,获得“冠天下”、“垂无穷”的盛誉。

　　近日,记者为寻找一片蜀石经的残石走进国家博物馆。这块残石的高、宽都不到一尺,并不起眼,但它曾是由1000多块石碑组成的庞大经学碑林中的一分子,是我国历代儒家石经中规模最大的蜀石经的劫后遗珍。记者将展品与学者周萼生1963年发表在《文物》杂志的《近代出土的蜀石经残石》一文对比,可知这块蜀石经残石的内容主要为《仪礼·特牲馈食礼》中的一段,国博中展出的一面为原碑石的左上角。前辈学者据现存几片蜀石经残石与宋刻本比较,已经有好几处比宋刻本更好,可见蜀石经的学术价值。

根据史料记载,“蜀石经”始刻于五代孟蜀广政初(938),由宰相毋昭裔主持。其主体工程卒刻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前后延续112年。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席贡补刻《孟子》入石,最终形成“十三经”的典范。如算上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晁公武作《考异》和刻《古文尚书》的时间,则前后经历了230余年。

　　蜀石经是我国众多儒家石经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四川大学教授粟品孝研究认为,蜀石经的特色有四:第一,蜀石经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是成都府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经注并刻,体例严整,为学林所宝。第三,蜀石经镌成于我国雕版印刷术勃兴之初,保存的都是古本、善本,加之校刻精确,具有很高的经学校勘价值。第四,蜀石经在历代石经中最早镌刻《孟子》一经,首次将后世儒家十三经全部汇集一堂,成为经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蜀石经残石重现天下是一则抗战时期的学林掌故。根据学者马衡、周萼生等记载,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成都,为方便人们到郊外躲避空袭,1938年成都拆除老南门城门洞时发现蜀石经残石约十片。其后几经辗转,《仪礼》残石一片归重庆博物馆,也就是现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这一件;另有残石六片归今四川博物院,内容为《毛诗》《尚书》《周易》等。

　　蜀石经虽已不存,幸有早期拓片传世。记者在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找到了展出的蜀石经拓片本,残存9册,据统计,这些拓片共183叶,存经注5万字左右,约占全部蜀石经的3%。此外,据称上海图书馆藏有宋拓蜀石经《毛诗》残卷。国图拓片本为安徽籍藏书家刘体乾旧藏,其上有翁方纲、钱大昕、段玉裁、黄丕烈、罗振玉、王国维、杨守敬等著名学者的题记或歌咏,题跋达三百数十首,蔚为壮观,可见学界对蜀石经的珍重。王国维考证此拓本上“东宫书府”印为北宋之物,近来北京大学张学谦撰文提出异议,考证该印为明内府印,他认为,确认此拓片是否为宋元拓片还有待其他证据。

　　历经沧桑巨变,当年名冠天下的“蜀学三事”在今天只剩下少数实物遗存,而从文化渊源上传承文翁石室办学传统的主要有四川大学和石室中学。四川大学校史馆对于川大办学历史的渊源就从文翁石室谈起。石室中学则仍在旧址上继续办学,文脉两千年断断续续绵延至今。金堂县城距离成都市区数十公里,记者在这里看到了迁建至此的成都府文庙大成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明清之际石室再度被毁,清初顺治年间在石室废墟上重建成都府文庙,具有延续文脉的重要意义,可惜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建设中文庙大成殿被远迁,自伤筋骨,后来又在原址新建钢筋水泥大殿,造成无谓的断裂,学者向记者谈起,都感叹这是蜀中文化的缺憾。

▓文翁石室研究持续深入

　　经过文翁化蜀,巴蜀的文化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与中原儒家主流学术融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蜀学”。

　　文翁化蜀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诸如,文翁石室的旧址所在地在哪里?文翁化蜀之前的蜀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如何?是否如文献从儒家立场所说的“辟陋有蛮夷风”?司马相如与文翁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这些都成为学界研讨的话题。

　　文翁石室在汉代的准确位置可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随着近年来天府广场新出土汉碑,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成都博物馆新馆展出了两块珍贵的汉碑,是2010年11月在天府广场施工时出土的,分别命名为《李君碑》和《裴君碑》。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研究后推断,二碑出土地点才是汉代文翁石室的所在地,引起学界讨论。

　　有学者提出,文翁的时代,正是京师长安重黄老的时代,认为文翁化蜀部分是塑造的形象,也有可能是独尊儒术后的建构。《汉书·地理志》中称,“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文翁化蜀的实际效果需要客观分析。

　　深入剖析蜀学的发展,必然涉及文翁入蜀前的蜀地固有传统的问题。在金生杨看来,文翁化蜀使蜀中学术隆盛,逐渐以儒学为主并融入了全国学术主流。“文翁化蜀既有引进中原先进学术的内涵, 也有继承发扬蜀中固有学术的成分。经过文翁化蜀,巴蜀的文化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与中原儒家主流学术融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蜀学’。”

　　▓文翁复存 石室重开

　　文翁已经成为一种先贤模范,文翁石室则成为文化标杆,其影响已经超越蜀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精神遗产。

　　自文翁以来,后世主政蜀中者如果成功,蜀中便以“文翁”视之。四川历史上战乱频繁,每当文化传统遭遇低谷,都能重开石室,以文翁复存、石室重开相激励,蜀中文化得以重兴,蜀学得以传承至今。

汉武帝把文翁办学的方法向天下推行,《汉书·循吏传》记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也”,文翁在蜀中的文化创举产生了全局性影响,后世学者如能够被赞誉为文翁,是很大的荣誉。记者考察和查阅文献了解到,仅以清代各地为例,江苏学者惠士奇督学广东,安徽学者吴汝纶在直隶整顿莲池书院,张锳在贵州南笼大兴教化,直到张锳之子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蜀学随之复兴,这些学者都曾被赞誉为文翁。

　　清代康熙时期岭南学风空疏,吴门学派大师惠士奇督学广东六年,以文翁自任,以经学传授粤中学人。据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惠先生士奇传》记载,惠士奇称赞当年文翁化蜀,认为“汉之蜀,犹今之粤也,于是毅然以经学倡,三年之后,通经者渐多,文体为之一变”。正如文翁使蜀学比于齐鲁,惠士奇使当时粤中文章比于江浙,对于岭南学术文化影响很大。

　　保定莲池书院是清代直隶最高学府,记者在保定古莲花池园内看到有“莲池书院展”,其中介绍吴汝纶在莲池书院开设东、西文学堂,开清代书院兼习西学之先例。清末时河北学风不振,光绪年间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在深州、冀州兴学,后来到莲池书院担任山长,被誉为“蜀郡文翁”。清代学者李刚己在诗中这样称赞吴汝纶在冀州培养人才的情形,“吾土荒凉故蜀同,初开榛莽自文翁。廿年文学成通里,三辅英豪尽下风”。

　　在贵州西南部的重山之中,南盘江上游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安龙县,古称“南笼”。在安龙县一中校园内,有一块清代石碑,为光绪三十年(1904)立《南皮张公遗爱祠碑》。碑文赞颂的“南皮张公”名叫张锳,河北南皮人,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父亲。道光年间张锳主政此地十三年,碑文以文翁等先贤赞誉之,称颂张锳在当地纂修府志,创建试院,增修书院,“我郡处僻,艰得师友图书,自沐公教,鼓舞摩厉,才俊辈出,文化之兴,公之力也”。

　　张之洞就出生在张锳任职贵州时期,他承继家风,重视教育,同治年间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对于蜀学影响极大,被视为文翁在世。明清之际四川连年战乱,以致蜀中残破,文化长期落后,直到清末张之洞和王闿运相继主持尊经书院才得以重兴蜀学。当时尊经书院中门横匾写的就是“石室重开”四个大字。《光绪朝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年“以四川省城就汉文翁讲堂石室遗址建立锦江尊经两书院。颁发锦江书院扁额曰:‘文雅修明’。尊经书院扁额曰:‘风同齐鲁’”。当然,张之洞、王闿运在继承文翁办学传统上,根据他们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观念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唐代诗人裴铏在其《题文翁石室》中写道,“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文翁已经成为一种先贤模范,文翁石室则成为文化标杆,其影响已经超越蜀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