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奇的人生经历与超强的人格魅力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军和为政等方面的谋略和智慧，充分展示了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他的传家八宝“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早已成为曾国藩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语。

曾国藩把“书”作为“八宝”之首，一生治学修身，行军理政终不离书，他认为“读书有两条门径可寻，其一是修身不外读经；其二是经济不外读史。”“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他一生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孜孜不倦、刻苦读书的精神成为他实现理想的力量和源泉，终成政治家、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喜欢史志缘于爱书

曾国藩对史志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考进士不第，在回乡途中借钱买《二十三史》开始。

清道光十五年（1835），25岁的曾国藩参加会试落榜，留京读书。第二年恩科会试，再次名落孙山。由于旅费将尽，曾国藩只好收拾行李，取道江南返乡。途中，他拜访了在江苏睢宁当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向其借了100两银子作路费。谁知经过六朝古都南京时，见到一套精刻的《二十三史》，一问价钱，身上的余钱刚好够支付。曾国藩考虑再三，还是咬牙买下了这套书。耗尽路费后，他只好典当了所有衣物，才勉强到家。回到家，父亲曾麟书问明情况，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鼓励他细心研读，认真圈点。在父亲的鼓励下，曾国藩闭门读书，一年把《二十三史》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不仅学问大长，还养成研究历史的兴趣。道光十八年（1838），28岁的曾国藩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终于考取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笔拔到第二名，钦点了翰林，授翰林院庶吉士，登上科举考试的巅峰。一套《二十三史》帮助曾国藩顺利实现“进士梦”和“翰林梦”，成为史书“教化”功能的典型案例。

科举考试的成功，让曾国藩深刻认识到读史的重要性。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在国史馆协修任上为自己定下“日课”十二则：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并在“读史”后备注“《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有“柔日读经，刚日读史”之说，足见他对史的高度重视。

后来，曾国藩经常研读《资治通鉴》《史记》《三国志》《瀛寰志略》《江南通志》《永定河志》等大量史志类书籍，通过选择性阅读、考究古近代史志类书籍，在制定军政大计及处理各种庶务中溯本求源、参考借鉴，体现了一名理学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正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读史用志堪称典范

曾国藩认为“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他的一生始终与经、史、子、集为伴，直到去世的前一日还对《理学宗传》手不释卷，并写下最后一篇日记。纵观其一生，他始终坚持读史用志，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治国理政和干事创业。

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便开始阅读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朱子全集》，并向京师著名理学家、太常寺卿唐鉴请教修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教导他修身要“整齐严肃”“主一无适”，读书要“在专一经”，还把自己著成的《畿辅水利备览》交给他学习，希望他成为既精通儒家经典的理学家，又懂得经世致用的为政者。这部《畿辅水利备览》保存了大量的畿辅水利文献，资料主要源于《河渠志》，是了解古代畿辅水利发展史和治理河水的珍贵文献资料。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致力永定河治理，对水利的重视无不与此相关。清同治八年（1869）正月，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调阅《永定河志》，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到“将钞《盐法志》而闻永定河北下四漫口，二十一日甫经奏报合龙，二十二日即已决口，忧愤愧悚，不能自释。旁皇绕室，不能治事。”这已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永定河的又一次决口，右眼失明且已59岁高龄的他对河道治理仍然亲力亲为，通过志书积极寻求解决永定河泛滥成灾的办法，成为任上一大善政。

曾国藩的大半生，读史都是他读书的重点。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言“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还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尤其在任京官的10多年间，他反复阅读《汉书》《三国志》《史记》《明史》等史籍，为后来打败太平天国储备了思想和战略基础。他特别喜欢《资治通鉴》，即便在去世前的大半年时间里，在目疾严重的情况下仍然不分昼夜地逐卷阅看《资治通鉴》，有的内容还阅读两遍。他这样评价:“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十一年（1872），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的中国内忧外患，先后任职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经历与太平天国决战、兴办洋务和“天津教案”等各种军政大事，也是他读志用志的高峰期。这期间，他调阅过《瀛寰志略》《府厅州县志》《永定河志》《长芦盐法志》《畿辅通志》《直隶通志》《福建票盐志》等大量志书。他在同治六年（1867）的日记中写到：“余阅《瀛寰志略》四十页。盖久不看此书，近阅通商房公牍，各外洋国名茫不能知，故复一涉览耳。”又“因《瀛寰志略》关系现办通商事件，拟再看一遍。”曾国藩在办理通商政务中通过反复查阅《瀛寰志略》学习了解外国的基本情况，把倡师夷、办洋务落到实处，志书的“资政”功能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在研究舆地学上，曾国藩运用比较法认真考据，曾用半个月的时间将洪亮吉纂《府厅州县志》与《方图》比对，居然“校对五县”，可见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二，他接直隶总督关防及长芦盐政印信后，“阅《长芦盐法志》，大致涉猎一过。盖余到任百日，而于盐务全未讲求，故略一翻阅。”由此看来，曾国藩刚一履新就意在推行盐务新政，了解当地的盐业历史与现状也就势在必然了。

爱书藏书终成书楼

由于曾国藩爱读书、善读书，因此他也喜欢藏书，他的藏书楼在学界颇为出名。

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在《曾宝荪回忆录》中有两处文字记载曾祖父的藏书楼：在“我的家世”一节中描写富厚堂“南北两边，都有三层楼的藏书室，乃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南楼分公记、朴记二楼。公记收藏文正的书，省县志书最多，大部头的经史子集也不少。”在“家塾时期”一节中写到：“公记为文正藏书，里面包括经史子集各种书籍，最多是各省市县志，凡文正公做过官的地方而有县志的，都收藏起来，所以我家的县志是很珍贵的一部分。”曾国藩一生做官始于京师，即从道光十八年（1838）开始至咸丰二年（1852）结束，做了10多年京官。咸丰三年（1853），他在家乡组建湘军与太平天国打仗，先后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历任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等职。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奉旨北上山东、河南“剿捻”。同治七年（1868）奉命调任直隶总督，辖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山东、河南、辽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直到同治九年（1870）回任两江总督。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曾国藩做过官的地方有各类旧志3000余种，难怪曾宝荪说曾祖父的藏书“省县志书最多”。

曾国藩的藏书，固然与他的任职经历与其手中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有关，但更与他一生爱读书从而精心购书、择书有关。京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国史馆协修、文渊阁校理等职，这对其一生藏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京闲暇之余，他特别喜欢逛书肆，在其日记中有不少到琉璃厂买书的记载，并立志“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需添买耳。”他在家信中云“《江南通志》，余在京曾买一部”，由此可见一斑。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与诸弟书说“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唯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在其所购书籍中，尤喜史志类书籍，这份偏爱贯穿一生，使志书最后成为几十万册藏书中的精华部分。

身体力行介入修志

曾国藩一生读史用志，把史志书籍作为了解地情和资政辅治的重要手段，无愧为晚清的理学家、政治家称号。同时，曾国藩在方志学上也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并积极用于编修志书的实践工作中，在他主持指导下编写的《江西全省舆图》（1868）成为他重视修志的有力明证。

同治五年（1866），湘乡修县志，有人荐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任纂修。曾国藩获悉后，致信曾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系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并建议“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曾国藩在信末指出“吾友有山阳是鲁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县志’（下次专人寄回），即为近日志书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为式，议定体例，俟余核过，乃可动手。”由此可见，曾国藩阅读的志书不少，不仅对志书的体例很在行，还提出了可操作性意见。

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初四日，曾国藩由江宁登舟赴直隶任总督，他在日记中写到：“是日，余启程北上入觐……申刻行船时，曾将郭云仙所著《湘阴县志》一阅。”日记中的《湘阴县志》即《湘阴县图志》，始修于同治七年(1868)，光绪七年（1881）付梓问世，由郭嵩焘任主编。郭嵩焘即“郭云仙”，是曾国藩的一生挚友、儿女亲家。尽管此时曾国藩赶赴新任，途中仍然为这位志趣相投的莫逆之交审阅志稿，而且一看就是4天，于十一月初七“写郭云仙信一封，将《湘阴县志》寄还”，可谓用心至深。后来，《湘阴县图志》被誉为“近代志书中上品”。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忽然“发飙”，在日记中写到：“以直隶公事生疏，拟将《畿辅通志》细阅，旋将京师一卷阅毕。又阅田赋、河渠、盐政、兵制诸卷，均不甚了了，不知作者果未得要领乎？抑余不善阅乎？雍正间所修之志，至今情形亦多不合矣。”日记中的《畿辅通志》即雍正版《畿辅通志》，于清雍正七年（1729）始修，至曾国藩查阅时已140年。在这140年中，直隶省没有修过省志，其经济社会早已今非昔比，对施政者已经起不到“资政”作用，难怪这位颇有修为的理学大师也忍不住发火。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他上任的第二年便上奏朝廷设修志局，重修《畿辅通志》；次年清廷降旨准修，新的《畿辅通志》历经14年完稿付印，并成为一本精品良志。这不能不说又是曾国藩助推地方志工作形成的一大成果。

曾国藩是封建制度下的高官显宦，同时也是近代新儒，他在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环境下心无旁骛，始终以内圣外王之道坚持读史用志，引领着一个时代的风气。更重要的是，他从丰富的史志宝库中广搜博取，探求用兵资治之道，直接为其军政事务服务，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值得现今当政者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