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老家浙江萧山给我寄来一本重修后的《周氏支谱》，没想到周敦颐竟是我的先祖！

周敦颐本人既有成都人的血统（周敦颐托朋友潘兴嗣为母亲郑氏所写的《墓志铭》中记载：“赠右谏议大夫周府君之配郑氏，其先成都人，左侍禁讳灿之女。”周敦颐即为后蜀孟昶朝左侍禁郑灿之女所生），且还是一位四川女婿，他的继室蒲氏，是太常丞、阆州人蒲师道之女。这位蒲氏夫人后来为周敦颐生下第二个儿子周焘。周敦颐不仅与四川在血缘和姻亲上有着密切关系，还在学术思想上与蜀学和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

说起周敦颐（号濂溪）其人，对国人来说，可算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说熟悉，是因为他的《爱莲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莫不能背诵这篇千古美文，其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出淤泥而不染，濯凊涟而不妖”的名句更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座右铭。说陌生，是因为周敦颐的主要身份是中国“理学的开山鼻主”，他的贡献在于中国思想、哲学、教育史方面。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说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虽然古今学界对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评价甚高，但对广大民众来说，理学却是一个“深奥、神秘”的领域。

理学是指一种新儒学，简言之就是一种明理之学。宋代，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深入发展，儒学摆脱汉唐训诂，直探孔孟奥域，并吸收部分释、道学说，探明性命义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宋学阶段。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史上的高峰时期，其发展辉煌璀璨，其影响深远巨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是“北宋五子”，旗帜性人物当属周敦颐。

什么是心性义理？“心性”是综合因素的表现，包括你自身所携带的“德”，包括修炼中能不能去忍、去悟。中国传统哲学是讲“天人合德”，周敦颐却用《太极图说》构建起了宇宙本体论。周敦颐认为无极产生出太极，然后依次化生出阴阳、天地、五行、四时、万物与人，由此便形成其万物化生论；周敦颐认为“物则不通，神妙万物”，万物产生的整个过程，以及万物产生之后的动静，都是无极神的推动下产生的，由此便形成其动静论；周敦颐认为由于万物和人是由“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后产生的，人和万物产生之后便由“无极之真”体现为“诚”的本性，由“二五之精”的“五行各一其性”而体现为“五性”，人的“诚”性和“五性”由静而动便产生善恶之分，由此便形成其性论，包括人性善恶论；周敦颐认为“诚”和“五性”受感而动之后，往往使人的行为产生恶多善少的结果，所以圣人便“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为人们确立起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和修养原则，由此便形成其道德论和修养论。这样，随着对宇宙发展图式的论述，形成了周敦颐哲学的宇宙本体论、万物化生论、动静论、性论（人性论）、道德论和修养论。依其对宇宙发展图式的论述，形成的整个哲学体系可称为宇宙图式论体系，这是周敦颐哲学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中国思想史杰出的贡献。

                                           （二）

同整个宋学发展相一致，两宋时期的蜀学受其影响也得到鼎盛发展，学者辈出，学派众多，影响重大。提到“蜀学”，自然绕不开“理学”，也就绕不开“理学开山”周敦颐。

一是巴蜀为宋代理学发生和传播的重要地区。作为“理学开山鼻主”的周敦颐，不仅有入蜀合州（今重庆合川）佥书判官的经历，更有在蜀治学、讲学的经历。周敦颐在合州四年多时间，他的为官事迹因大水冲毁原官衙，历史档案荡然无存而少有记录存世，而治学办学之事却多有传颂，这从他的弟子、朋友、同僚的诗赋和书信往来中都能看到。他不仅在合州开办州学，还创办书院。州学接纳州属各地的适龄子弟前来求学，书院却用以接待四面八方慕名前来的访问学者。

南宋朱熹高弟合州人度正在《周敦颐年谱》中这样记载：“盖当时乡贡之士，闻周子学问，多来求见耳”。周敦颐在给他遂宁弟子傅耆的一封回信中也证实了这些情况，说“自己从开春以来，因知州位缺，郡事特别繁忙，而稍有空闲，不是要接待过往访学者，就是要参加讲座，为大家答疑解惑，相当劳神疲惫，因此连你所求的策对都还未顾得上写，见谅见谅！”可想而知，每天他要见多少人？授多少课？而这些问学求教者不仅仅局限在本路本州（合州和遂州属梓州路）的乡贡之士，蜀地许多地方都有慕名前来的求教者。这可从利州路的《蓬州志略》中看出端倪：先生途经舟口，“学者知为学宗，攀留请业。先生赏其志，为秀者指示性道原委，为钝者讲明伦序大义。其后蓬人之就教于合者，岁数十辈。先生既去蜀，学者肖像祠而师之。”度正在《年谱》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先生“既去，相与祀之南惮，正少时犹及见之。”按上述记载：当是指周敦颐离开蜀地后不久，就有蜀中学者为他建起生人祠，并以蜀人之师来祀之。铜梁县令吕陶在《送周茂叔殿丞序并诗》中说：“今年夏六月，官满南归，士大夫皆文以送。”对周敦颐在蜀的官声和学术思想，左丞蒲宗孟在《先生墓碣铭》中这样评价：“蜀之贤人君子，莫不喜称之。”

南宋何预签判合州时，应是见得周敦颐在此的遗迹和遗风的，所以他能说出：“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不待书而传之，以志晚学归敬之意，且以永邦人无穷之思！”这样看来，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蜀地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仅如此，周敦颐的两个弟子、理学开创性人物程颢和程颐兄弟也曾有过游学巴蜀的痕迹，传播过其思想。其他著名理学家或到巴蜀讲过学，或将思想由弟子传播进了巴蜀。

二是“《易》学在蜀”。治《周易》的传统从汉代严遵、扬雄开始一直在巴蜀流传。到宋代在巴蜀地上涌现出一批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易》学家。其中“道学宗主”周敦颐、理学大家程颐、陵州龙昌期、涪陵谯定、临邛张成行、资州李石等都是著名的《易》学家，而后者又多为周敦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就是在下层民众中也多有学《易》、治《易》的隐士。程颐随其父知汉州时，一次来到成都街上，见一位手拿《易》的篦叟，一边读易，一边卖篦箍桶，程颐非常惊讶！两人便攀谈起来，而老翁就易之问题对答入流。程颐后来对弟子感叹地说：“《易》学在蜀耳，益往求之？”程颐在今重庆的涪陵留有“点《易》洞”遗迹，是他撰写《伊川易传》之所。所以，历代相传有“《易》学在蜀”的说法。

而周敦颐却是有宋以来开启《易》学的肇始者，这已在宋元明清的大儒和思想家那里就有了共识。凡今天之所学能知晓孔子《大易》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大学》《中庸》等七篇著作之意义者，皆从周先生这里发其端。因此说周先生之功，在于在哲学这片领域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周敦颐的挚友潘兴嗣在为其所写的《墓志铭》中就谈到他“深于易学”。从现有的史料可看到他在蜀中曾作过解易的《姤说》和《同人说》初稿。周敦颐的弟子遂宁人傅耆在看过这两篇文章后，回信给周先生说“蒙示《说姤》，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蒙寄贶《同人说》，徐展熟读，较以旧本，改易数字，皆人意所不到处，宜乎使人宗师仰慕之不暇也。”蜀人傅耆这话不是随便说说，他在之前三、四年中有游学周先生的经历，对先生从耳闻的敬仰，到实际感受到先生学术的魅力，有一个循序渐进了解的过程，其间他曾拜读过周子不少的著作，包括《太极图说》和《通书》，因此他对周子思想的全貌已有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识，方能以“宗师”这样的称谓去配先生。当时，川人吕陶对周敦颐也有类似评价。由此可见，周敦颐在蜀中治易讲易是有成果的，而他的易学著述和思想对川人和蜀学是产生过直接影响的。

                                                             （三）

周敦颐作为蜀人之师，早在北宋时就已被许多川人认可，在他离开蜀地后不久，合川、蓬安等地就有人为他建祠，以蜀人之师祀之。

到了南宋，随着周敦颐学术地位不断提高，成都和简阳等地也相继为他建起祠堂。而这些祠堂并不是家族祠堂，而是像孔庙类的公祠，建在学府内和学府旁，由政府拨款或划拨祀田来专门供养，州、府官员率众春秋两季祭祀。

说到成都为周敦颐建祠之事，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趣闻。

南宋理学家吴猎，湖南潭州人。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乱导致的蜀乱刚被平定，朝廷既诏遣刑部侍郎吴猎出任四川宣抚使来安抚一方，旋即又升他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吴猎在四川数载，举贤任能，惩恶除奸，体察民情，减轻民赋；修学宫，培养人才，为理学张栻学派的思想回流四川起了重大作用。

吴猎在成都任上，不仅修学宫、为蜀地培养大批人才，他还在学府中修建祭祀理学宗主周敦颐和程颢、程颐三先生的祠堂，大张旗鼓地在蜀地弘扬理学，和魏了翁、真德秀等人为道统正本清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四川蒲江人、南宋著名思想家魏了翁受邀为成都学府三先生祠作记时，记述了吴猎为周敦颐等人建祠的过程。他在《成都府学三先生祠记》中这样写道：“吴猎到四川后，以仁为本，广施善行，善于用人，精于理财；颇能宽民，多有惠政。旋既又擢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他因仰慕成都文翁学宫的悠久历史，便来到学宫视察和看望学子们，并为他们讲授义理。回府后他向幕僚感叹道：像汉代文翁那样的教育家，既建学又施教还能为人师表，这样有品有德之人，理应在学宫中为他建祠。正因为此，成都悠久的教育风范可谓当时西南之最，所以背着书箱来此学习的人特别多，学子涵盖了西南地区的六十州。然而像倡明儒学、让孔孟思想得以弘扬的大思想家周敦颐等人，却在这个地方未能设像，这实不合古人建祠的文化礼仪之意，令人遗憾。而对于此事，就连远在会余的表弟高崇都感到疑惑来信询问：‘为什么周敦颐和二程三先生的祠堂在当时已遍布天下的情况下，何况周敦颐还曾经在四川合阳为官，传说蜀之贤人、君子受其教皆敬佩颂扬他。二程先生也曾伴随父亲太中公来蜀中广汉、成都公干，后来程颐还久居四川涪陵，著书立说较多。到今天他们的遗风余泽犹存，惠及后人，因而被世人春秋两季祭祀，却唯独成都这样的地方没有为他们建祠呢？这确有失风范，和当时成都的文化氛围不相符。’这让吴猎很受震动，于是他会同属下华阳知县度正、成都府教授杨寅恭、新简州教授王祖孙等人，选择了汉文翁高睒石室（今成都石室中学）之西为周敦颐和二程建起了‘三先生祠’，并将建安朱熹、广汉张栻这两位他的老师配享其中，以供后人祭祀。属官魏了翁为之作记”。

另外，按魏了翁记中所说：“吴猎受教于四川广汉人、理学大师张栻，因此能够尊其所闻，并教导其他人。在此建起三先生祠，又刻他们的遗著于成都府学学堂中，从此仿佛在蜀中有了号召力，读书者越来越多，到京师学习的人，直比齐鲁。至此以后，人们登三先生祠堂，拜其遗像，退下来再伏身读他们的著作，你能感受到三先生在教你做事的时候，首先教你学会做人，如果你真能感悟得道，在践行过程中就不会有错，终会有成才那一天的！”当时的理学中人，在推尊周敦颐等人时，是以为人师表在做。吴猎等人也深受其真传，为学清纯，为官清正，故颇受四川百姓爱戴！

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丰厚的文化底蕴，曾让蜀学有过辉煌。蜀学作为一种学派，宋朝时直与齐鲁学比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心，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而湘学和蜀学的创立与发展，都与周敦颐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它们的交融与共同辉煌，能成为当世学术领域的两个重心，我想必定是有其共通的特点与联系，那就是儒家道统和周敦颐！

作为周敦颐的三十二代孙，我对四川抱有一颗感恩之心！正是由于有苏轼、蒲宗孟、傅耆、吕陶、李大临、费琦、何平仲、张宗范这群同时代的四川人的真实记述，丰富了中华史库，让我们今天能得见周敦颐其人；由于有南宋合州人度正孜孜不倦地遍访搜寻，才会有现有史料的存世与再现，也才会有周敦颐《年谱》的编撰成功；由于有南宋广汉人张栻与婺远人朱熹等人的发掘与推崇，才会使周敦颐“道学宗师”“理学开山”的地位得以确立；由于有李道传、李心传、魏了翁、李埴这些南宋四川人的前赴后继与执着鼎力争取，才会为周敦颐赢得“元公”谥号和入祀孔庙的机会，也才最终会使理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才会让儒家思想流传至今。

文明历史的进程基本以千年为个结点，今天我们正好站在这个结点上，伟大的民族复兴梦正从这里起航。对待历史文明，尤其是儒家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需要我们对它有所认知，需要我们现代人用今天的智慧去看待它、重塑它、发扬光大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