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光南:无悔人生(三)

作者:叶仁宗 发布时间:2018-12-26 10:01:00 浏览次数: 【字体:

编者按  常光南(1926.10—2017.07),改革开放初期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后参与筹建德阳市并出任第一届人民政府市长。他以“敢为人先” 的理念,组织实施并成就了广汉县向阳公社摘牌、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等一个又一个改革壮举。为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激励来者接续奋斗,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方志四川”特发布叶仁宗执笔撰写常光南组织实施改革的《无悔人生》(收入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纂的《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一文,以此向改革开放致敬,向改革先锋致敬!



阅读感言

 2018年12月21日晚,德阳市科技局80岁的贺姓退休干部阅读“方志四川”头条号发布的常光南《无悔人生(一)》后留言:“我细心读了常老市长的回忆录,非常好,非常好!我原不知道他这一段从军的历史,现在知道了,更加敬仰。常老虽已作古,但他的人品始终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也80岁了,回想1987年从工作28年的北京调回家乡德阳工作时,第一个晚上他就在家接见了我,鼓励我以己之专业技术为家乡努力工作,真是谢谢他!他那个市长之家,简朴得不能再筒朴了。几个老式家俱,一台九寸小电视,没有任何豪华的装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主修的大道之宽阔,完全可与北京的马路相比;德阳那时候发展之快速,也是吸引我们回乡工作的最大动力。望能购买到这本回忆录,或请市老干局帮我购到一本,以资纪念常老,向常老学习。”


六、勇敢的探索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刚进入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会议。我时任广汉县县委书记。随四川代表团参加会议之后,便请假顺道回河北省隆尧县的水饭庄,探望在家养老的老妈妈。在拉家常时,老妈妈突然问我:“三儿,你娃当县委书记,可晓得农民有多苦吗?”我当然晓得,但面对老妈妈的责问,我不知道该怎样回话。只好说:“妈,您老保重身体要紧。至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现在拨乱反正了,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短暂的团聚后,我要离家回川了。原本打算给老人家留些零花钱,谁知摸出兜里的钞票清点一下,刚好够买火车票。为了安慰妈妈,又想保全自己的面子,便对老人家说:“妈,儿子身上的钱只够火车票。只有把身上这件呢子大衣留给您老人家,冷了可以披披身,搭搭被。您看行吗?”

其实,我在心里希望老妈妈能够推辞不要,这件撑门面的外衣,里面就只有一件穿了十九年的破棉袄。

可是事与愿违,老妈妈眨了眨眼睛,泪花盈满眼眶,轻声说:“好吧,难得三儿的一片孝心!”

我没有退路了,只好脱去黑昵大衣,穿件破棉袄登上了回川的特快列车。

由于没有钱补卧铺票,挤站在车厢中,又累又困,两腿像灌了铅似的酸胀疼痛。便在门道与车厢连接处找个空地儿坐下来休息。一阵寒风吹进了车厢,蹲坐在角落里的我冷得浑身发抖。

在车上,我想起了这次回水饭庄在堂叔常老巨的院子里聊天时,他说的一段牢骚话:“共产党,样样高,一大二公却错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农业生产咋得好?”

我不便回答,反而问他:“你们咋不向上反映呢?”

他回答:“谁敢往猫脖子上挂铃铛啊!”接着,便讲了一个在猫脖子上挂铃铛的寓言故事:

说的是耗子家族总受猫儿们的欺负。一只聪明的小老鼠站出来说:在猫脖子上挂只铃铛,咱们不就可以闻铃而避了吗?老耗子也点头认可,问:谁敢去给猫脖子挂只铃铛?耗子们有的缩头有的颤抖,还有的干脆溜之乎也……

在列车上,我一直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老百姓脱贫致富呢?回到广汉县委之后,我收到了老家寄来的家信。拆开一看,顿时让我哭笑不得。

森林在信中说:“三哥,您在外头做官、当干部,吃香的喝辣的,可曾想起过老妈妈的饥寒交迫,可曾忧虑过兄弟姐妹们的缺吃少穿?”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回想自己从1947年10月参加解放军,随贺龙的18兵团战太原、夺潼关,进军大西南;1952年7月转业到四川彭县工作,20多年来由“十元部长”升为“十元书记”,何曾有过手头宽裕的时候,哪谈得上甚么“吃香的、喝辣的”呀!

这是事实,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相信:在彭县,我先后担任8区组织委员,三区区委副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先是供给制,后来实行工资制,月收入只有50元,1959年以后才增加到70元。夫人张晓菊没有工作,俩口子加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好在“贤内助”善于精打细算,每月领到工资后,她首先到机关食堂买够全家人一个月的饭菜票,再给我10元零花钱,省出来的三桃两枣,则攒起来给4个孩子交学费,或在逢年过节给老妈妈寄点“孝心”。就这样,我经常出差、开会、下乡的全部个人开销,每月必须控制在10元钱以下。久而久之,“十元部长”的绰号就在彭县党政机关流传开来。

1966年初夏,我从彭县调任广汉县委副书记,“十元部长”也就升格为“十元书记”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我做了广汉县的“一把手”,每月的个人支出指标仍然只有10元钱。所以,这次上北京开会,借支公家的旅差费花光之后,包里所有的现金,补张卧铺票都不得够!

想到这些实情,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是委屈、也是羞惭、还有的是内疚,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再看弟弟的来信中写道:“这次您离家时,妈妈留下了您的呢子大衣,她老人家是故意那样做的。其目的就是要您尝尝贫穷的滋味,‘一分钱’常常会难倒英雄汉;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不但在精神上要受人歧视,还会成为‘姑姑不亲、娘舅不爱的人!”

噢,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老妈妈的良苦用心,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暖意,随之又陷入了更深的内疚和不安。

1966年,我调广汉县任县委副书记。不久,就被造反派打倒,遭遇了“挨批斗、关牛棚、靠边站”等,一直到1968年搞“三结合”时,才被“解放”出来,被结合到广汉县革委任农业组组长。

1969年,常光南在广汉金鱼公社调研农业生产。

1970年7月,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任命,自己终于成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当上广汉县革命委员会的一名常委,后来担任副主任,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分工负责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在那种“口号震天响,帽子满天飞”的政治风潮中,我这个“副主任”无非挂名而已。你想抓生产,那是“唯生产力论”,你想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又是“资本主义尾巴”。

即便在1971年,我被选为广汉县委书记以后,照样是一事无成。因为那时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那个年代呀,想干的事不准干,不想做的又估倒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执政为民啊!”

我扪心自问:身为一个县的“一把手”,解放十多年了,老百姓还不能丰衣足食,身为县委书记的我到北京开会连一张卧铺票也买不起,还穿得像叫花子而被人耻笑。我能不感到惭愧、不觉得内疚吗?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探索出一个能让百姓尽快脱贫致富的好办法来。

图为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广汉向阳公社和农民喜庆丰收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干部人手一本《劳动手册》,按级坚持“一、二、三”制度,即:县级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不少于100天,公社干部不少于200天,大队干部不少于300天,而且人人落实,月月检查。

我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栽秧、打谷、割麦、担粪,农田里的脏活累活,哪样没有干过?每年“红五月”那抢收抢种的季节,我总是带头下田劳动;有时耕牛忙不过来,还首先挎上犁头的纤索,以人代牛拉犁耕地。

干部们在我的带动下,腿蹬疼了,腰躬酸了,肩膀磨肿了。结果还引出一阵风凉话:“县委书记学大寨,牛不来劲人来代。”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干部的努力,换不来群众的认同呢?

前几年的粮食产量逐年有所增长。可是,交了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分到社员手中则所剩无几,人口多的家庭还不够填饱肚子。劳力弱的家庭,全年工分所值抵不够口粮款,年终结算时还得倒找几十、上百元给生产队。当时称之为“倒找户”。

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加上这趟老家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老妈妈的良苦用心,搅得我心绪不宁,好像有张“用问号”织成的网套,罩住了我的脑袋。

我这人有个习惯,遇到疑难问题就到基层去找办法。

这天晌午过后,我蹬车来到西高公社的地面。在五大队二队的田边,我发现这里的庄稼比别的地方好很多。三两个人在一块铆足了劲儿干活。几十个劳力拥在一块儿“磨洋工”的场面不见了。

我找到了那个生产队长,问他:你们的庄稼为啥长得这么好啊?”这个队长警惕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狐疑地问道:“同志,你又不象农村社员,昨会关心我们的庄稼长势?”

我便自我介绍道:“我叫常光南,现任广汉县委书记。这次下来,想总结、了解一下你们生产搞得好的经验。”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队长这才吞吞吐吐讲出了五大队二队的“秘密”。据队长说,他们是从小春开始就各种各的地了。按庄稼的长势和土质,将全队田土分为3个等级;再丈量面积,根据等级好孬搭配,人均1.55亩,划分到各户名下。为让分配公平公正,他们使用了传统的“抓阉”方法,各人凭“手气”,拈到哪坨就分那块。进行了初次的分配,在秋收稻谷入仓以后,又按前次划分土地的三道程序,重新丈量、搭配、拈阄,终于将300多亩田地划分停当。这就是他们的秘密。

副队长就按照他们定的口径,说出了一套“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管理方法。

当时,上头还在讲两个“凡是”,将生产队的土地划到各家各户,属于“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行为,不仅要冒挨批斗、被打倒的风险,甚至还有判刑、坐牢的危险。

回城后,我派出干部到西公社“蹲点”。

秋收后,“蹲点”的干部带回一份统计表,其中:五大队二队的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大小春总产量超过39万斤,比上年净增12万斤!西高公社“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管理方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县委书记常光南为广汉和兴公社发粮食超产奖

1977年10月10日,广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我在会上宣布了会议的中心议题:怎样搞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增加社员收入?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县推广西高乡“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管理方法。我说:“正式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这故事是我老家一位名叫任臣子的大队主任讲的。”接着,我便复述了“猫脖子上挂铃铛”的寓言故事。

故事讲完,我便简要地介绍了西高五大队二队包工包产的具体做法。会场上顿时交头接耳,最后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区、社干部为主的支持“包产”派;另一种是以党政机关为主的害怕“包产”派。我听了意见,便找县委办公室主任郑学成和县委政研室的干部来商量,想方设法也要绕开这个“包”字,把五大队二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下去。他和政研室的同事们叨咕一阵,提出将包产改为“定产”,全称就叫:“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并以农林水利局的名义起草文件,提交常委扩大会议审定。紧接着,我又找金鱼公社的党委书记李明英谈话,试试他有没有胆量“往猫脖子上挂铃铛”。

我问他:“如果先在你们公社搞试点,你怕不怕?”李明英狡黠地笑了笑“我怕啥哟?你敢决定,我李明英就敢执行。”

这天晚上,我彻夜难眠,终于下了决心:搞!即便第二次挨批斗、被打倒,也要把全县的农业生产搞上去,让社员群众多得实惠,过上好日子。

于是,我亲自动手,起草了一份《关于试行“定产到组”生产责任制的请示》,派人送到省委、省政府。经过向省市有关领导请示汇报后,省委书记同意“定产到组”试点,并派省委副秘书长宋文彬和岳忠同志到金鱼公社蹲点指导。就这样,1978年1月29日,广委发〔1978〕004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全名《中共广汉县委批转农林水利局〈关天金鱼公社整顿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报告〉的通知》。广汉的各级干部顿时活跃起来,围绕“增产”和“增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联产计酬责任制。

秋收后,四川省委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到金鱼公社,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将经营权利、生产责任和分配利益三者挂钩,社员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掌握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全公社上上下下的积极性,生产面貌焕然一新。金鱼公社的结算报告数据是:“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净增500多万斤,增长22%,比全县增产率高出12个百分点;农副业总产值增长30%,社队企业总产值增长85%,毛猪出栏率增长33%,超出国家征购任务40%。全公社25000多农业人口,人均口粮增加58斤,现金分配人平增加31.2元。分配结算过后,金鱼信用社的社员存款一下子增加44000多元。”

县委书记常光南在广汉中兴公社指导农业生产

我隐隐感到,一场排山倒海的改革浪潮,将在广阔的农村中掀起。

情况汇报到四川省委,省委书记说:“定产到组,体现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取消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这个方向、道路,是正确的。你们回去,愿意搞的可以全面推开;还有疑虑的,可以先行试点;不想搞的也不勉强。”省委书记对“定产到组”责任制的指示,一句“方向道路是正确的”,就是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

不久,四川省委向全省转发了《金鱼公社实行定产到组责任制》的简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广汉县对干部社员实行奖励制度》的文章,详细报道了广汉县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工作的情况。

谁也没想到,西高公社这个秘密举动,在金鱼公社试点成功,就敲响了广汉县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开场锣鼓。

俗话说:好事多磨。就在我们准备全面推广西高公社和金鱼公社经验时,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是甘肃省“群众来信”,认为“包产到组”是倒退,是错误的;另一篇正面报道吉林省怀德县某公社党委帮助生产队“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作法”。并且加了“编者按”,指出“包产到组”“分田到组”的错误作法要坚决纠正。

我把报纸看了又看,文章读了又读,联想起了当年邓自力在泸州的教训,想起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遭遇,记起了自己挨批斗、挂黑牌的屈辱,我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得安宁。

《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绵阳地区原来要组织干部到广汉“取经”的行动取消了;许多外地都声称“不敢再搞广汉那一套了”。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省委书记的秘书来电话说:“邓小平副总理决定,由赵书记带领农业考察团出访欧洲,考察学习现代农业管理经验。赵书记的意见,要你常光南随团出去开开眼界。”我趁到成都量做出国服装的机会,一个人直奔省委,闯进了省委书记的办公室。

1978年12月,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图片来源:学习时报)

 省委书记正在批阅文件,见我不请自来,猜想当与《人民日报》的文章有关。所以,他招呼我坐下,尔后意味深长地问道:“常光南,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我们出国吗?”我回答:“不知道”。省委书记说:“小平同志让我们出去考察农业,就是要我们打开眼界,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实践,敢于创新。比如说农村的生产责任制,你们搞包产到组,安徽也有的地方包产到户,责任制可以多种多样,不能搞‘一刀切’。只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没有改变,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变,一切符合农村实际、顺应群众呼声的办法都可以试试呀。报纸上说这说那,理论探讨嘛,不必大惊小怪。我们的农村,不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的!”

听了省委书记的话,我的心总算踏实了。

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我原原本本地传达了省委书记的指示,垂头丧气的“一班人”重新抬起了头,挺直了腰。

于是,在这年的小春收割之前,广汉县境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忙着丈量田亩,征求群众意见,商定承包办法……随之出现了承包到组、承包到院落、承包到户头的多种形式……后来,又随着形势发展,在全县普遍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

事隔20多年以后的20世纪末期,《德阳日报》一位记者经过深入访查,发现广汉县西高五大队二队(今金光村二社)的“包产到户”比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搞的“大包干”,整整早了5个月。他在《“大包干”谁最先》的文章中描述道:“算起来,小岗村那18户农民在寒夜里立字据、捺指印时,金光村二社各家各户田里的麦苗已经绿了原野,油菜已在寒风中扭动着枝叶。”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来源:《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执笔:叶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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