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光南 ‖ 无悔人生(一)

作者:常光南(德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 发布时间:2018-12-21 17:24:00 浏览次数: 【字体:


本文收录于《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广南工作记忆辑录》


编者按 常光南,改革开放初期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后参与筹建德阳市并出任第一届人民政府市长。他以“敢为人先” 的理念,组织实施并成就了广汉县向阳公社摘牌、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等一个又一个改革壮举。为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激励来者接续奋斗,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方志四川”特发布常光南撰写的《无悔人生》(收入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纂的《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一文,以此向改革开放致敬,向改革先锋致敬!


无悔人生

常光南


一、苦难中成长


1926年10月9日,我出生在冀南地区隆尧县的水饭庄。

 常家在水饭庄是大姓,父亲常振铎在兄弟间排行老二,从北平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北洋军中当兵。可爷爷认为“好男不当兵”,便想方设法从军队中拽回了我父亲,并让他娶了邻村马姓小姐为妻。父亲对种地不感兴趣,便凑钱开了一个药铺,顺便还卖些糖果糕点、日用杂货,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唐侯故土 尧帝之乡—隆尧县(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大哥筱林和二姐,下有四弟森林。我出生时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木”。父亲便给我取名常桂林。我快满2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大夫连换三副“单子”,我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快满7岁时,父母将我送到只设初小四个年级的水饭庄“小学堂”读书。报名这天,张文汉老师说:“你小名桂林,,这个名字缺些气势,要不取个学名吧,读书求学为的是光宗耀祖,好男儿志在四方,走南闯北。那么,就叫‘光南’如何?”我拍手跳了起来,“好哇,我叫‘常光南’喽!”。从此,我成为一名学习冒尖、调皮捣蛋冒尖的小学生。

我和同学张东良是好朋友,东良堂叔张老宪听小侄子不时提起我的聪明机灵,便开始注意我,想为女儿晓菊物色一位“终身有靠”的乘龙快婿。

1937年夏,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隆平县唯一的“县立高等小学校”。喜报传来,常家老少三辈高兴得什么似的,父亲遵照奶奶的意思,准备大摆宴席,而老宪头又亲自登门拜访父亲商量我和晓菊定亲的事。

我和晓菊订婚不久,北平芦沟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隆平城里的东洋鬼子时不时地出城奸淫虏掠,有女待嫁的父母都以为早嫁女儿就可早免灾殃。老宪头和父亲商定办喜事,日子就定在重阳节那天。

到了1937年10月12日九月初九这天,才11岁的我懵懵憧憧地穿上一领长衫、套上一件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就成了一个迎娶新娘子的新郎官。

在拜堂的时候,我和晓菊并排一比,发觉自己的个子矮了一头,心里直犯嘀咕:“她的力气肯定比俺大,假如吵嘴、打架的话,吃亏的准是俺!”我经常听评书,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当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当常喜叔宣布“参礼完毕,新郎新娘扶入洞房”之后,我找到机会趁空溜到破旧的三官庙,靠着墙壁一屁股坐下去,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父母亲和大哥筱林夫妇送走亲友后,都以为我的大事总算圆满了,却突然听到了新房里新娘子伤心的哭泣声!几个人来到新房,才发现我不见了。全家人包括爷爷、奶奶都出动了,点着火把、提着风灯,沿街找我。在张东良带领下,大家才到破庙找到了我。父亲将我拽回屋里,我又哭又闹,坚决不和新娘同床。父亲没法子,便让大嫂陪着新娘过夜,我则和父亲“打通腿”睡在一个被窝里。

一天晚上,半夜里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一家人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把灯灭了,然后躲进了屋后的地窖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父亲才领着大家走出地窖,发现我家的药铺被焚毁了,从此父亲一病不起。药铺被烧毁,断了家人的经济来源,日常的油盐开销也成了问题。新过门的晓菊还算懂事,每天帮着母亲忙里忙外,让母亲心里稍稍有些慰藉。

我经历这次重大变故,好像忽然间长大了似的,学着下地劳动,帮着母亲料理一些家务。慢慢地我也能侍候父亲的汤药,照顾小弟弟的吃穿了。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磨难中渡过了艰难困苦的5年时光。父亲的病情日见好转,渐渐地基本康复。

一天深夜,我和父亲躺在一个被窝里睡得正香,父亲把我叫醒对我说:“桂林,你起去一趟,到对门杂货店帮爹赊二两酒、两根烟来。”

我出门不久,就被日本鬼子的特务队抓了“苦力”。被五花大绑,拽上了一辆停在庄外的敞篷卡车。卡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小半夜,终于停了下来。我们被吆下车来,才发现到了一个修建炮楼的工地上。一个翻译官模样的人大声警告说:“大伙儿听好了,这里四周部有皇军的岗哨,谁要逃跑,格杀勿论!”

在刺刀、枪托的威逼下,我和几十名乡亲“卖力”地挖土、砸石、搬运,有人稍不留神,其屁股或后背就会挨上重重的一枪托,并且马上留下一个青包。被打的人若稍有反抗,就会被刺刀捅个窟窿,甚至被当场枪毙。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的骑兵大队由清河区进入沂蒙山区(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这种地狱般的苦工干了3天,夜里,我和难友们挤在工地旁边的一间破庙里过夜。不知到了啥时辰,我迷迷糊糊地被人摇醒:“还不快逃,大家都跑了!”我一咕噜挣身起来,顾不得钻心似的腰疼腿痛,几步跨出庙门,跟着前头的人影,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奔逃。

突然,村头传来“八格亚路”的喝骂声,随即响起机关枪“突突突”地扫射声。前头的许多黑影掉头往回跑,我也就本能地转身回逃。

第二天上工,日军小队长训了一通话。经过翻译官的解释,我们才知道昨晚逃跑的人当场打死3个,伤了20多个。

经过那次盲目逃跑的失败,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能用鸡蛋去碰石头。但是也不能就困在这陷井里任人宰割。

平日给工地上送吃的是附近村子的跛脚老头,据说他因为腿脚不便,又是日伪军眼中的“良民”,就当上了“共荣共和”的村长。他和十来岁的孙子早晚两次给我们送来窝窝头和棒子糊糊。

一天黄昏时分,跛村长的孙子病了,他一个人来送饭。我低声对他说:“跛大叔,我是水饭庄的人,让我帮您收拾碗筷,行吗?”他抬眼盯了盯我,什么话也没说,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于是,我立即动手拾掇碗筷,装进柳条筐,然后挑在肩上,跛大叔跟在我后面,嘱咐道:“孩子甭慌张,俺来时的哨兵已经换岗了,接岗的哨兵不晓得俺是一个人来的。”

我若无其事地挑着柳条筐,晃悠晃悠地闯过了两道岗哨。到了没人的地头,跛大叔说:“没事喽!水饭庄在西南方向,孩子快回家去吧!”我心头一热,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谢谢大叔,谢谢——”。

回到水饭庄,我和家里人抱头大哭一场之后,说起跛大叔的救命之恩,全家人都感激不尽。母亲还埋怨我说:“人家舍命救了你,你娃连人家姓甚名谁都没打听清楚,以后咋报答恩人呢?”

后来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了。我专程去跛大叔的村子里打听,才知道那个村子叫新庄,跛大叔名叫郝老生,原本就是一名地下党员,以“伪村长”的身份作掩护,为八路军游击队搜集日、伪军的情报。可惜,我没能见着跛大叔的面,因为他带着支前队伍又上前线去了。

八路军山东纵队过沂河,奔赴抗日前线(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我父母经过苦力事件后,把我和晓菊叫到面前,父亲以不容反对的语气宣布说:“光南、晓菊,你俩拜堂成亲快6年了,俺和你们的母亲商量决定,今晚你们小俩口就圆房吧!从此以后,我和晓菊才正式成为夫妻,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当时,我们一家人和全庄二百来户乡亲,就生活在三座炮楼和一道封锁沟的包围之中,在日本鬼子的机枪、大炮和汉奸队伍刺刀、枪托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骑兵一部(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二、投身革命路


1945年冬天的一个拂晓,鬼子兵和一帮“黑狗子”包围了水饭庄,把全庄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庄里的一个土坝上,并且逼迫大家跪在泥地上听“皇军训话”。

我和李小广、张全芬、张二丑等十来个青壮劳力被拉出人群,鬼子兵用一根长长的绳子,像拴蚂蚱似的将我们一个连着一个地拴成一串,在步枪刺刀的押送下,顶着冰凉刺骨的寒风,踩着结冰打滑的泥路,到响午过后才抵达北鱼庄工地。

工地上有好几百劳工分散在碉楼四周干活,到天黑歇工后,大家胡乱啃了几口冻得掉渣的窝窝头,就一道挤进庙堂躲避寒风。夜里,肥胖高大的张二丑突然嘀咕道:“明天这庙房就得扒掉了,大伙儿就没地儿遮风过夜了”李小广碰了碰我的胳膊,“光南,咱得想个法子逃过这一关!”我回答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趁哨兵换岗去叫人的空隙一起溜出去,一直往西跑,肯定能安全逃脱!”

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在行进中(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那天夜里,忽然大雪纷飞,天气更冷了。我和张全芬、张二丑他们8个人跟着李小广,趁哨兵换岗的空隙,悄悄地潜出了工地。不料,高大笨拙的张二丑惊慌中滑了一跤,惊动了哨兵。机枪扫射起来。我们一路向西狂奔,也不知道跑了多远的路程,终于发觉后面的机枪声听不见了。我们这才发现,逃跑中慌不择路,偏离了回庄的方向。我突然想起,这是来的路上曾经淌过的河,就跟大家说:“俺估计大方向没错。这条河叫午河,流经隆平、柏乡两县,咱们来时淌过的。只不过,咱们跑的方向稍微偏了点,好象跑到它的上游来了。”

    李小广30岁了,在我们8个人里年龄最大、最有决断。他四面打量了一阵,果断地说:“光南说的对!过了午河就是隆平县,咱们得想法涉水过河。”

在过河时,张二丑一脚踩破冰层,落进了哗哗的流水中。好在他肩上的铁锨横在冰窟窿的边沿上,才没被冰面底下的暗流卷走。我让大家解下裤带,很快接成一根近两丈长的救命索,终于把张二丑救出了冰窟窿。

经过这次危险后,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头里,李小广右手拉着我,左手拉着张全芬,后面的人一个拉着一个,这样互相扶持,踩着嚓嚓响的薄冰,顺利地涉过了午河。我们走了一整夜,第二天才回到了水饭庄。

在北鱼庄大逃亡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后来,我和李小广成了年龄悬殊的朋友,也才从小广哥口中得知水饭庄就有地下党的党支部,还有暗中抗日的民兵组织,李小广就是其中的一员。鬼子兵和黑狗子白天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但一到天黑,整个冀南乡野,则完全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天下。

我晓得了这些内情后,埋藏在心中的对鬼子汉奸的深仇大恨便进一步发酵,变成了靠近地下组织、参加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在破坏敌人的公路、开挖村村相通的交通沟、帮助群众挖地道等抗日活动中,我得到同伴们的赞许。地下党支部经过考察,于1944年初决定接纳我成为一名“抗日民兵”。从此,我心目中也有了“党组织”的概念,在人生定位上也就有了归属感,全身心投入到了革命队伍中。恰巧,晓菊又怀了身孕,到了腊月间,晓菊为我生下一个女儿。我刚过18岁就当了爸爸,高兴地对妻子说:“妞妞生在冬天,就取名叫冬兰吧!”。我和晓菊的夫妻感情也日益加深。虽然我白天下地劳作,夜间参加抗日活动,夫妻两人难得相逢,但是,只要我一在家,就能听见冬兰轻脆的笑声和晓菊亲昵的呵责声。

著名抗日民主人士范明枢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党代会上致祝贺词(图片来源:山东省情网)


三、烈火炼金钢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开始打起了“剿灭共产党”的算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图片来自网络)


我被选为水饭庄民兵大队一中队的队长。主要任务有两大类:一是支前,帮助八路军运送给养、弹药,八路军打哪里,支前民兵的小车就推到那里。二是根据八路军的作战意图,要么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要么抢修和维护我军的交通供给线。

有一次,八路军主力包围了邢台城中的敌军。为了阻止石家庄的敌军从铁路线运兵支援,我们和冯村附近的民兵几百人同仇敌忾,掀的掀铁轨,挖的挖路基,胜利地完成了破坏铁路交通线的任务。

对此,国民党恨得咬牙,派特务到民工中散布谣言,说:“国军组成的还乡团明天就要打回来喽,谁帮共产党就会受到报复!”谣言传播开来,一些胆小怕事的人开始动摇,有一天上工途中,不晓得是谁带的头,好几十人纷纷丢下圆锹、镐头和杠子、绳索,然后争先恐后地掉头就走。我见势头不对,抬腿就追,飞快地撵上众人,跑到他们前头站住,大声喝道:“乡亲们,听我说!我们是有组织的民兵,就得服从组织指挥!上级命令我们破坏铁路交通,为的正是阻止敌人的反扑,包围和消灭邢台的守敌。咱们这样丢下工具就跑,不是正合敌人的意、帮了敌人的忙吗?即使回到水饭庄,又怎么向党支部和乡亲们交待呢?”

经过一番劝说,大多数人明白了不该散伙的道理,跟我一道返回了破坏铁路的作业点上,最终完成了任务。

1947年,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阶段,水饭庄进行民主投票表决选举参军人选,我和另外25名同乡民兵戴上了“光荣参军”的大红花。

1947年底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攻打河北元氏县城(图片来自网络)

告别父母、妻子和女儿,我和陈朋喜、张道蔫等20多个伙伴一路,告别水饭庄来到了解放军的新兵集训地——丘底村,从此正式走进革命队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在部队军训时,我政治课认真听讲,训练时摸爬滚打不怕吃苦,训练营的张连长表扬我“是一棵好学上进的好苗子”。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山东部队作了张连长的通讯员。后来,被分配到特务连的通信排,正式成为解放军的一名通信兵。

到了通信排后,我事事主动,处处争先。1948年7月,在参加太原战役之前,我被任命为通信一班的副班长。我们补充团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补充师后,我也被任命为特务连通信一班的班长。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教育改造新投诚过来的傅作义炮兵师。


傅作义(中)与蒋介石的最后合影,约1948年末1949年初(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次,我去东怀远的一个村庄送信时,发现许多旧军官仨仨俩俩地聚在一起,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我回到连队便向连长作了汇报。王连长得知情况后,当即令侦察排派人查实,然后报告了师首长。师长、政委趁企图哗变的伪军官们密谋集会的时机,将他们当场逮捕,粉碎了军统特务煽动的一次哗变阴谋。后来,这个炮兵师的官兵经过三个多月的诉苦运动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绝大多数都转变成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士,在1949年4月,用大炮为我军解放太原城做出了特殊贡献。

太原战役中太原市民迎接解放军入城(图片来源:白梅月下客的博客)

1948年时的阎锡山。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的太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公署、2个兵团部、1个军部、20个师,总计135874,其俘敌97179人,毙伤33385人,投诚5310人,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10兵团目全官王靖国等军政要员多人,自此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图片来源:白梅月下客的博客)

事后,鉴于我革命警惕性高,及时发现和报告了敌特阴谋,特务连党支部报经补充师党委审议批准,给我荣记三等功一次。

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补充师随大军挥师西进。我们随贺龙统帅的十八兵团没费一枪一弹就解放了潼关。大军继续进军西南时,我却接到了一项往相反方向的运城。我和班里新分来的曾在运城驻扎过的大吴走了两天,才把机要信送到运城军管会。在运城街上,我发现商店里有我们部队驻地奇缺的食盐卖,于是决定用我们路途中省下的两个大洋买了一袋100斤重的盐,友邻部队的汽车顺道把我们捎到了离潼关不远的渭河渡口,赶回驻地时,才发觉部队早己开拔了。

1949年9月12日,二野三兵团某部在南京下关上船过江北上,向西南进军(图片来源:凤凰网)

第二天早上,我俩抬着盐袋上街把盐趸卖了五块大洋,就作为我们寻找部队的路费。上火车,向着西安方向去寻找部队。每个小站我都下去打听部队去向。两天两夜下来,两只眼睛熬出红红的血丝,眼眶肿胀,不时淌泪。但我仍得睁大眼睛,盯着车窗外头,总怕错过了什么蛛丝马迹。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庋镇回到连队,新任连长王德功和战友们象欢迎英雄似的欢迎我们胜利归队。

我两眼一直酸胀难受,疼痛流泪。军医说我是熬夜过度加上风沙侵蚀,导致眼角膜发炎,于是我遵照医嘱,天天用淡盐水冲洗双眼,3天后,右眼基本复原了。可是左眼却照样发炎,从此落下个眼圈红肿、迎风流泪的毛病。

我随着部队翻过秦岭,开进剑门,并在进军四川的途中,于1949年8月2日被批准为正式党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1月2日,部队到达广汉县城,一位老人送我一管治角膜炎的特效药膏,却不肯收我付的钱,我双手接过眼膏,揣进衣兜,接着将块大洋塞进老人的棉袄,转身就跑回队列去了。

成都和平解放后,十八兵团奉命追击向攀西逃窜的胡宗南残部,补充师驻扎在眉山县城。不久,改编为军分区,并由眉山换防到温江。特务连也就改成了温江军分区警卫连。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新华社发,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随着“清匪反霸”的展开,1950年冬月的一天,军分区后勤部派8名战士出城,到8里外的苏家渡去拉马料。结果遭到上百名叛匪的伏击,8名同志全部牺牲。

噩耗传来,当时城里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加上警卫连和司令部的机关人员,总共不到1000人。而城外的叛匪却纠集、蒙蔽和挟持了不少老百姓,约有2万人以上来围住县城。

军分区党委反复分析敌情之后,决定固守温江城,拖住叛匪,然后集中五三八团的主力,内外夹攻,全歼叛匪。而关键在于能不能把调兵遣将的“战斗命令”送到五三八团。

我从班里挑出两名机灵、勇敢的战上,牵着战马趁夜潜出西城门,天没亮就闯出了包围圈。一路狂奔,顺利地到达灌县境内。可是,突然发现前方的路旁几间瓦舍下聚了好几十个提着大刀、抱着三八大盖的汉子,在那儿喝茶、了望。

当即,我命令道:“这是叛匪的一个哨卡!冲过去!”我们跑出好几里路之后,才发觉前头有一条两丈来宽的大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原有的石板桥已被他们炸毁了。后面传来了零乱的枪声和叛匪们追击我们的吆喝声。我来不及多想,便命令道:大家跟我来,飞马越过河去!”说完,便狠狠抽了几鞭,战马受惊,抛开四蹄飞奔而去。可战马落到对岸时却前蹄一跪,裁倒在地,打了一个滚,我被抛到几米之外,头皮磕出了血,斜挎背上的美式冲锋枪的木柄也摔断了。

那时,我顾不得头上的伤口在流血,爬起来检查了衣兜里的信件,再拉起战马一看:万幸,它还没摔伤!我翻身上马,大声说:“快走!”于是我们直奔灌县,顺利地将战斗命令送到了灌县驻军司令部。首长遵照“战斗命令”展开兵力部署,在1950年除夕夜,一举歼灭了围攻温江的叛匪。


过完春节不久,川西叛乱完全平定。上级根据温江城被围的教训,将温江分区警卫连扩编为警卫营。我被任命为警卫营二连的代理指导员,后又担任政治指导员、连队党支部书记。随连队驻守在双流县,直到1952年我才转业到地方。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2016年12月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共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来源:《富民为先 勇于改革—德阳市老领导常光南工作记忆辑录》(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德阳市委老干部局编)



作者:常光南(德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



关闭本页 【打印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