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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重点 注重特色 全面提升《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水平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作者: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5-07-16 浏览次数: 【字体:

为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总结抗震救灾经验,提高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按照国务院要求,省委省政府于2009年5月及时启动了《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以下简称《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作为《四川抗震救灾志》具体组织实施部门,在工作中注重抓好“四个坚持”,突出“三个重点”,总结“两条经验”,全面推进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目前,8个分卷共1000万字的《四川抗震救灾志》已经进入征求意见后的修改完善阶段。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狠抓“四个坚持”,强化规范引领

抗震救灾志编纂是一项全新的任务,旧志中没有先例可资借鉴,新志中也没有现成的蓝图可作参考,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坚持众手成志,坚持业务对接,坚持三审制度,有效促进了《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坚持科学谋划

在《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工作之初,我们首先就遇到了此类志书方案编制的难题,所编制方案的对象既没有传统综合类志书的特征,也不具备一般专志中的部门志、行业志的特性,它呈现出事件专题志书(或者称为事件志)的特点。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同时还发现《四川抗震救灾志》既不能像国家抗震救灾志那样宏观,也不能局限于太过狭隘的范围,记述内容既要坚持省这个层面为主体,同时也要涉及受灾市(州)、县(市、区),还要顾及兄弟省(市、区)援助援建和港澳台及国际社会援助内容。所以科学合理的容量和卷数,是抓好此项工作的关键,通过反复论证,我们最后设定了8个分卷400万字的基本规模。既有与国家卷名称相同的分卷,也有根据四川实际设定的分卷,突出了本次地震灾害主要受灾省份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特色。比如我们将“总述”和“大事记”内容设定为一卷《总述大事记》,集中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效克服了单设《总述》卷可能带来与其他各分卷概述过于重复的问题;二是将“总述”和“大事记”放在一卷中,让阅读者既看到整个地震灾害情况、抗震救灾以及恢复重建概况,同时也看到每天的大事要事发展纵向脉络。最大限度地发挥志书资鉴的便捷功能。

(二)坚持众手成志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是一项党中央、国务院集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人类与自然灾害作坚强抗争的浩大工程。从灾害评估、灾情监测到救人抢险、赈灾安置、医疗防疫、恢复重建,每个环节涉及范围之广,涉及的部门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大量场景资料、数据散存于各个部门、各个层面,只有坚持并运用好地方志工作众手成志的工作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吸纳相关资料,达到志书记述完整性、系统性的目标。为此,我们把8个卷进行了科学分解,将《总述大事记》和《附录》分卷划归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承担,将其他分卷分别划归抗震救灾或恢复重建主体任务实施部门承担,同时各牵头部门又组建了由牵头单位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分卷编纂委员会,形成多重合力,共同推进编纂工作。众手成志有效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分合将8个分卷中的一前一后交由长期从事地方志工作管理和业务指导的部门来承担,使丛书的规范性得到有效掌控;二是充分发挥了其他牵头部门在相关救灾工作中的角色优势和资料优势,达到费省效宏的目的。

(三)坚持分组业务对接机制

在《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过程中,任务牵头部门虽然有过《四川省志》分卷承编的工作经验,但是,没有抗震救灾志编纂经验。任务下达之初,各部门对省委省政府此项任务尽管十分重视,但对工作的组织形式、篇目设定、资料收集、稿件撰写、总纂统稿、审查评议、修改完善都没有经验。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大胆沿用《四川省志》编修中行之有效的业务协调对接机制,即每个分卷安排两名业务人员组成小组对口联系协调相关分卷,集中解决行政协调和业务方面的问题,督促进度,解决疑难,培训指导,校改稿件,规范流程。经过跟踪服务,在工作进度和志稿规范方面起到了保障作用。

(四)坚持规范的三审制度

在《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之初,我们对志稿的审查验收是否需要实行规范的三审制一度有些犹豫,有的同志就提出过二审制的构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顾虑:一是担心初审、复审、终审有些环节征求意见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却耽误了进度;二是由于没有现成的类似志稿可以参考,不好设定相应标准和原则便于审稿者遵循,担心审稿者所提意见偏离主题太远,既影响对志稿的客观判断,同时又不利于保护编写者的积极性。经过反复研判、比对,最后我们仍然沿用了在综合类志书审查验收中采用的三审制。即由牵头承编部门负责组织初审、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组织复审、由省政府领导牵头组织终审,并在每一个环节注重组织形式的规范性,比如无论在初审、复审还是终审环节,我们都注意引导组织方选好审验人员,拟定每个审查验收阶段审验重点和要求,提前20天左右将排印规范的稿本送达参会的审验人员。同时,在会上设定专人汇报编纂情况、精心准备审查验收意见,会后及时组织录音整理和修改完善等等。由于注重了每个流程的细节掌控,三审制对提高志书的质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开展的初审、复审(包括复审后的征求意见),得到各级各部门、社会各届的大力支持,收集了数千条意见,为进一步提高《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质量打下了基础。

二、突出“三个重点”,提升编纂水平

针对编纂《四川抗震救灾志》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实际,面对记述对象表现出来专一事件特征明显,且传统志书编纂理论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的实际,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注重突破编纂难点、突出记述重点、彰显抗震救灾特点,全面展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场景,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一) 突破编纂难点

在《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过程中,我们首先面临几个严峻的挑战:一是记述对象区域界限被打破。由于汶川特大地震区域涉及数省(市),党中央、国务院集全国之力抗震救灾,使依照地方志规范设定的一定区域作为记述范围的原则无法完全遵循。二是抗震救灾志与传统方志在内容构成方面形成反差。抗震救灾志记述对象历时较短,而涉及的区域面广;传统方志一般记述时间较长(一般为20年),而涉及的区域相对较窄。因此,抗震救灾志与传统方志内容上形成两个切然不同的组合体,形成的志稿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传统方志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发展轨迹明晰;抗震救灾志时限概念不十分突出,横断面资料却非常丰富。三是传统方志人物入志原则被突破。“生不立传”是传统方志中人物入志的基本原则。在抗震救灾志编纂中,由于在事件发生发展进程中部分人物成绩特别突出,贡献特别巨大,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有的甚至明确表彰人物按劳模对待),这些内容是志书不可缺少的,如果不进行必要的辑录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因此,在人物录的编写中,大量在世人物文字容量有“录”向“传”过渡的趋势。此外,入志人物收录范围亦被突破。在抗震救灾进程中,一些特殊群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志愿者群体,作为抗震救灾发生发展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志愿者为塑造善美形象、完善服务、改进管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四是大事记编写原则受到冲击。由于抗震救灾志记述对象本身即是一次重大事件,使大事记编者往往陷入无从着手的窘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要在重大事件中去寻找大事,通过我们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判断来过滤出相对重要的事件线索非常棘手,即要将重大事件中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进行科学的分类并辑出大事是对编写者很高的要求,它考验编者的判断力及其对整个事件发展进程的熟悉程度;其二,尽管在传统的方志编纂中,“大、要、特、新”是我们编写大事记的基本标准,但是重大事件自身的特点对传统之书大事记收录标准造成很大的冲击。

为此,我们采取以下措施解决此类专志的编纂问题。

一是针对重大事件专志表现出纵向时限概念不十分突出,而横断面资料却非常丰富的特征。在材料组合中,尽量运用概述+分述的结构模式,尽量让内容条理清楚。同时,在使用概括性+典型性表述过程中,注意典型性个案的选择,切实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在《四川抗震救灾志》编纂中,对于自救互救典型个案选择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在地点上,既考虑了震中汶川映秀、也考虑了北川县城,同时也考虑了远离震中250公里直线距离之外的青川东河口村。在人员结构上,既选择了北川的县长经大中,也选择了映秀镇干部徐红军,还选取了东河口村退休干部王天才。这样处理尽量考虑了点、线、面的关系。

二是注重志书语言转换。语言转换是志书编纂过程中材料组合的重要环节。由于重大事件专志材料多来源于新闻报道和各级各部门的总结,来源于口碑和民间记忆。语言转换的工作量非常之大。在抗震救灾志编写中,语言转换方面我们注意解决了三个问题。首先注意纠正材料中的时间、地点、称谓上的错误信息。尤其对来源于报刊、网络的资料,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由于事发之初普遍存在抢时间发布相关信息,再加上部分外来新闻记者对事件涉及区域人文情况相对生疏,导致出现发布的一些信息存在时间、地点、人名、地名方面不确切的现象,统稿中我们及时进行了纠正。其次注意剔除部分条目中的衍生信息,特别是将要发生的事件信息(记述规划方案除外)。因为志书严格意义上只记述已经发生了的事项,未发生的事项或正在发生的事项一般不记。第三,注意改写部分资料中存在过度渲染的不实之处。让文字与事实本身更贴近。

三是注重在借鉴传统方志大事记标准的同时更多地围绕抗震救灾志本身的特点,以“文、会、事、人”为核心进行取舍。重大事件特别是突发性灾害事件发生后,为了及时将灾损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尽快使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恢复到常态,各级政府要迅速采取措施,进行防灾减灾。因此,要通过必要的文件进行救灾的行为规范。还要通过必要的会议来形成赈灾共识,形成联动机制。通过人去落实赈灾措施。所以,抗震救灾志大事记的取舍应该在每一个救灾的环节很好地围绕“文、会、事、人”去认真疏理,才能更好地将大事提炼出来,形成系统规范的大事信息,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二)突出记述重点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从国家到受灾省(市),从重灾市(州)到重灾县,甚至对口援建省(市)都规划编纂了抗震救灾志或对口援建志。各级抗震救灾志(或对口援建志)编纂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同层面的抗震救灾志如何准确定位问题。在编纂工作实践中,我们力求不出格(恰当记述省外、境外援助援建的内容)、不上犯(适度记述上级的内容)、不旁侵(不记其他分卷的内容)。从主体方面把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指挥,省直各部门和各市州的组织指挥,全省人民心系灾区、守望相助以及6个极重灾市州的抗震救灾作为主战场、主阵地来组织编纂史料,并以全国、省外、境外的援助援建活动作为铺垫和辐射,正确处理好四川与中央、与省外、境外的关系,始终把对四川省抗震救灾活动的记载放在志书的主体地位。

比如:涉及到来川指导、考察或慰问的省部级以上领导的大事条目,我们采取除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川考察按以人系事条目处理外,其他均以四川省领导陪同考察为主选录大事条目。这样处理使信息内涵外延方面避免了简单的机械重复。

再比如:我们在涉及“万名伤员异地转移治疗”的材料中,不同的分卷在材料取舍中立足的重点就有所不同。《抢险救灾》卷主要选取如何解决转移过程中的民航、铁路、公路保障问题;《医疗防疫》卷主要选取随行医疗保障和接收地的医疗安排事项;而《赈灾》卷则更多地集中反映伤员回川接待安置问题。

(三)彰显抗震救灾特点

汶川特大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要全面反映灾情之大、救灾之难、重建任务之重,在内容中既要有灾情大汇集,也要有生死大营救,力量大集结,物资大调度,重建大合力的展现。为此我们在注重体现灾难的突发性、人民的自觉性、救灾的有效性和重建的科学性同时,还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示特点:

一是我们在灾情记述中,强化震前记述,增强读者对主震区全方位了解。就汶川特大地震而言,三个“最”字形容地震灾情之重、破坏之大、救援之难。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呢?这与龙门山区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区位格局,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志书应该告诉读者一个完整的数据,需要把绵延500多公里的龙门山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分界线,是多民族聚居区,是四川重要的工业基地,是资源富集地区,是重要的交通要道等等告诉读者,让读者通过文字记述看到救灾之难、重建之难亘古未见。让读者了解龙门山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让读者明白这一地区任何一次较大的地质灾害都对四川乃至相邻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是突出抗震救灾每个阶段主题。抗震救灾志撰写要集中体现“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科学理性、开放透明”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但是,这些精神的内容隐涵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各个不同阶段中,要让抗震救灾的精神得到展示,必须要将每个阶段的主题在文中清楚地点出,才能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四川抗震救灾志》注意了每个阶段主题的宣染。在“抢险救援”阶段,我们突出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倍的努力”;在防疫工作中,我们突出了“大灾之后无大疫”;在赈灾安置过程中,我们突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住处”;在重建阶段进程中,我们把“科学规划、科学重建”贯穿到记述的整个过程中。

三是突出重要阶段的重要特点。在整个抗震救灾进程中,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是两个最重要的阶段,在编纂工作中,我们注意突出相应的特点,凸显抗震救灾的“急、难、险、重”。在抢险救灾阶段,我们注意展现打赢六场硬仗(抢险救人、百日安置、医疗防疫、抢通保通、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灾区稳定);在恢复重建阶段,我们注意展现科学重建的“六个坚持”( 科学规划、民生优先、恢复与发展相结合、着眼发展抓重建、阳光廉洁重建、对口支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通过这些特点展示,较好地体现了抗震救灾精神,揭示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是战胜汶川特大地震的根本保障;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铸就战胜汶川特大地震的坚强战斗堡垒;人民军队是抢险救灾、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守望相助为战胜汶川特大地震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是创造抗击汶川特大地震人间奇迹的独特社会优势。

三、总结两条经验,推进专志理论研究

(一) 理论收获

1、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的必要性

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过程中,有少数学者对编纂抗震救灾志是否有必要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实际上,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志编纂是非常必要的。

纵观近几年的情况,不少地方都从各自在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或灾后恢复重建中的角色定位出发,编纂出了各类抗震救灾志,既有国家、受灾省、受灾市(州)、县(市、区)抗震救灾志,也有系统抗震救灾志,对口援助(援建)志。究其组织编纂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缘由:一是抗震救灾志编纂是各级政府提高应急管理能力的需要。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方面暴露出面对特大自然灾害事件、特别是大范围跨区域的自然灾害事件中各级政府应对方面存在漏洞,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进行有效改进。例如:在地震发生之初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物资保障问题,各种救灾力量的协同问题都需要认真总结。由于信息不对称,给决策指挥带来困难;由于保障方面的协调问题,造成物资,特别是医疗防疫中的药品供给在一些偏僻地区存在到位不及时,给抢救生命带来困难;由于各种救灾力量的对接与协调问题,出现了在一些救援点上力量短缺等等。为了在政府未来应急管理方面提高针对性,各地各部门总结抗震救灾经验是非常必要的。而这种总结,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总结,是通过一种比较严肃的文字体裁形式对整个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进行全方位审视,抗震救灾志的编纂正是履行了这份职责,承担了重任。二是抗震救灾志的编纂是服务现实,回应社会关切的需要。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群众非常关心地震灾区受损情况,今天的地震灾区那些受灾群众生活究竟怎样。无论是灾区还是非灾区,人们都希望通过一种较为严肃的信息载体传承赈灾记忆,弘扬救灾精神。比如:救援力量的调度、款物的使用、学生的伤亡数字、重建后的面貌以及产业振兴发展状况。抗震救灾志的编纂正是回应了这些社会关切的问题。三是抗震救灾志编纂是地方志工作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地方志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它相对而言集成了最真实、最系统、最全面的信息。实际上新时期的地方志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信息化的内涵。尽管很多学者都主张地方志存史是第一位的,但是存史的目的当然还是离不开用,地方志集成的信息最终还是要落在应用上,而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信息需求量之大,信息传输手段之先进,信息内容更新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让地方志集成的信息得到最便捷、最有效的运用是地方志部门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各地开展对志书数字化、网络化进程中,直接对一些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志书形式进行信息集成,提高其信息使用效率,不仅必要,而且是必然趋势。抗震救灾志这类“事件志”的编纂在地方志工作的历史上应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它顺应了时代对地方志工作的客观要求;对这样一些影响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作为记述历史、传承记忆的部门,地方志必须要给出合理的回应。其次,抗震救灾志这类“事件志”的编纂解决了地方志工作任务中的长期、中期、短期三项任务中的中期任务问题。对推动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明确了长期任务(规划内20年一修的三级志书),也明确了短期任务(一年一鉴),但对中期任务却鲜有提及。因此,以5年左右完成的“事件志”编纂作为中期任务部署,对地方志工作长效发展具有承接作用。

2、并非所有重大事件都有修志的必要

从抗震救灾志编纂引出关于“事件志”的研究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相对于通志而言,“事件志”属于专志范畴,具体属于专志中的“专事志”类别。学界有“事件志”或“专题志”的观点。我们提出过它是重大特殊事件专志的构想,我们所言的重大特殊事件是指那些在某一个区域内对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有过重大影响,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因此,围绕重大特殊事件发生、发展进程采用志书体裁体例表现形式将整个事件进行全程记录的文献著述我们称之为重大特殊事件专志。在实际工作中,并非所有重大或者特殊的事件都具备立志的意义。我们将重大特殊事件设为志目,组织编修志书的目的是让后来者对事件发生发展进程中人类应对处置的措施、办法和经验有所借鉴,有所启迪。对那些既无文化传承价值也无经验借鉴的事项,尽管非常重大或者十分特殊,它显然不具有修志的价值。实际上,此类志书立志有几个前提:(1)对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有过重大影响;(2)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3)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渐进或衰减的时间跨度。只有具备这几个前提的事件,才有设定志目,组织编修的必要;形成的志稿在内容上才能要件齐备而具有存史资政价值。

(二)实践启示

1、组织动员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增强

由于重大事件出现的时间一般较短,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在处置类似事件过程中,各级政府往往组织规模较大的工作班子进行联合作业,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资源实现设定的目标,往往党政一把手亲自担任主委或主要负责人(传统方志编纂机构主要负责人大多没有达到此规格),各种反应事件进程的资料散见于各相关部门,因此,在重大事件专志编修的方案编制方面,在动员组织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必须要作更加周密细致的研判,在机构组建、班子配置、篇目设计、资料收集、初稿编写,总纂统稿,审查验收方面都应考虑更高的规格和更明细的计划。我们在开展《四川抗震救灾志》复审过程中,就发现原有的《四川省志》复审由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内部进行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重大事件专志审稿的需要,必须要改由抗震救灾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多个部门联合组成的复审组进行会议复审,这样才能保证志稿在复省环节达到审稿相应要求。

2、编纂的工作模式需要优化

在传统方志中,特别是省(市、区)志编纂方面主体上有两种编纂形式。一种是采取分解任务,由相关厅局承担相应分卷的分解式(少数综合分卷由地方志工作部门承担);另一种是各相关厅局提供资料,由地方志工作部门总纂统稿的集中式。从重大事件专志编纂的实际状况来看,两者均存在一定的局限,分解式难以解决好整部志书的各卷统一问题。集中式又不能很好处理资料收集量大面广的难题,把任务过于集中在地方志工作部门,没有形成众手成志的有效机制,不利于通过地方志编修在更大范围内对形成的成果进行宣传和推广的目的。因此采用一种综合式的模式(暂定名),对推进重大事件专志编修具有积极的意义。具体而言,即是综合分解式与集中式的优势,将部分分卷分解到相应的主要工作部门,由这些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成立分卷编纂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例如:重大事件专志的《宣传》部分,我们在方案设定上确定由宣传部门牵头,集合广播、电视、文化等部门组织实施。确保内容的真实、系统和全面。同时由地方志工作部门组建一个业务联系指导小组,前期及时跟进指导,后期参与全志统稿,这样既解决了业务规范问题,又解决了全志的统一性和整合性问题。

3、工作效率意识亟待增强

重大事件一般发生时间短,离现实比较近,受关注度高,以重大事件为命题编修的志书是地方志服务现实很好的途径。必须要在进度计划方面强化时效性,如果仍然以传统志书5—10年的工作思路,其成果最后将可能随着大众视野的转移而未达到应有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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