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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赵抃的清廉思想及其实践

作者:尉艳芝 来源:《巴蜀史志》2017年第6期(总第214期) 发布时间:2018-04-10 浏览次数: 【字体:

赵抃(1008-1084),字阅道(一作“悦道”),衙州西安(今浙江衙州)人,谥清献,世称“赵清献公”。他是北宋名臣,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仁宗景祐元年进士,除武安军节度推官;历知崇安、海陵、江源三县,通判泗州;至和元年,召为殿中侍御史。英宗即位,奉使契丹,还,未至,除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治平元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神宗立,召为知谏院,未几,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后历知杭州、青州、成都、越州,复徙杭州;元丰二年二月,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元丰七年卒,时年七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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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是中国清官的典型代表,取得了“铁面御史”的美誉。赵抃具有较强的政治才干,声望很高,深受朝廷器重,前后四次被派往四川任官,在任上,他是为民请命的父母官,以宽为治是他的行政特色。赵抃在其为官、为政、为人中处处体现和实践着他的清廉思想,其廉政思想的形成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赵抃清廉思想的形成

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理想    赵抃思想的形成源于其对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儒家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格,为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所追求。仁,是君子人格的根本,君子的道德行为是高尚的。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重义轻利,反对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孔子提出“行己有耻”,要求人们明辨是非善恶,行为要知耻辱而有所约束,闻过则改,见贤思齐。在处事方面,强调中庸,君子需要不断内省,及时纠正错误,不断自我完善。儒家强调君子使命感,君子要担负起辅佐君主、体恤民情的社会责任。

赵抃饱读诗书,儒家思想在其身上留下深刻烙印。赵抃推崇君子人格,常言朝廷应分辨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圭误,当保持爱惜,以成就其德。”赵抃母亲去世,“庐于墓三年,不宿于家。县榜其所居里为孝第”,以孝来表现他的儒家道德操守。赵抃的人品道德受到时人高度推崇,叶梦得称赞他“以清德服一世”,宰相韩琦尝称“抃真世人标表”。可见,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是其清廉思想形成的内在动力。

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    宋代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定下了 “不杀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和国法,宋代的历朝君主多恪守“祖宗国法”,对官僚士大夫较为宽容和尊重,在政治上广开言路,极大地激发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宋代的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胜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宋代对士大夫特别是言官不轻率诛杀。宰执大臣,如遭台谏官弹奏,往往须要“待罪”,情况严重者还应引咎辞职。宋代士大夫只要遵循祖宗之法,可以批评朝政,或者直接参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包括建储、立后、反对后宫或外戚擅权等大事。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士大夫就比较容易放心大胆地参与“共治” 。

因此,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慷慨议事,积极进取,赵抃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赵抃在担任御史期间,不畏权贵,尽职尽责,对官员们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不法行为无不弹劾,获得“铁面御史”的称号。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对赵抃清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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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熏陶    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历史悠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贤们就很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把人民安定与否看作是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的事情。《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就已出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人为本”一词最初出自《管子·霸业》:“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建立霸业的一种手段。孟子也提出了民本观,指出“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了民众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思想家荀子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运用这一比喻形象的揭示了劳动人民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和盛衰的伟大历史作用。

赵抃文集中有很多关于为百姓解轻负担的奏折,他早就认识到民心向背关系着国家兴亡,认为“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因此在施政的时候能够做到勤政爱民。可见古代民本思想是其清廉思想的基础。

赵抃清廉思想的具体实践

不畏权贵,秉公执法    赵抃曾为殿中侍御史,秉公执法,刚直无私,遇事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朝廷大臣的非法行为,他不依不饶, 弹劾不避权贵,声称凛然,将一个言官的责任发挥到极致。

仁宗的张贵妃死后,命参知政事刘沆为陵园监护使,不久,刘沆为相,仍命刘沆监护如故,赵抃不惜得罪仁宗与宰相刘沆,要求仁宗守祖宗的规范。

宰相陈执中杖杀女使,开封府迎合仁宗的意思,曲为回护,赵抃愤然弹劾陈执中,先后上十多道奏折要求严惩,不依不饶,最终导致陈执中被罢免。

赵抃对王拱辰和王德用也进行了弹劾,这两位都是仁宗宠信的大臣。在出使契丹期间私自参加契丹宴会,衣着极不严肃,醉饮至深夜,还参与了契丹内部王位之争。外交使臣的不当行为,损毁了国家形象和外交关系。赵抃反复上疏论列,据理力争,终使得王拱辰和王德用相继被罢去要职。

赵抃在任御史期间,不限于纠弹不法官吏,还上奏建议裁减停罢修造寺院宫观,其忧国爱民之心昭然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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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施政,勤政爱民    赵抃在地方为官,善于因俗而治,宽猛不同,他治理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

虔素难治,赵抃到虔州后,因地制宜,“御之严而不苛,召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以屡空”,赵抃的特殊处理方法,取得了社会稳定的效果,显示出其非凡的政治才干。

鉴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四川在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选官任守非常严格,非德才兼备者不能任用,蜀中名士范百禄亦谓:“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缣缕之赋,数路取赡;势严望伟,卓越他郡……凡选建师长,必一时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后以尹兹土。”赵抃一生前后四次入蜀,可见他在朝廷的声望之高。

赵抃知益州,根据“蜀地远民弱”的实际情况,采取“以宽为治”的方法,在宽贷民力和宽治犯罪两方面尤为突出。

在宽贷民力方面,止绝送遗节酒。赵抃任成都转运使前,“蜀风素侈”,州郡官吏经常趁机“态为不法”。为了制止这种不良风气,赵抃一面上奏乞止绝州路军互送遗节酒,以求“宽贷民力”;一面“身帅以俭”,并对不服从者坚决打击,结果“蜀风为之一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

在宽治犯罪方面,惩治妖祀。赵抃为成都转运使时,“所部诸州每年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对这种聚众不法的迷信活动,赵抃“请以其首处死,余皆黔流”,给与重罚。后来当赵抃任成都知府时,“会有犯者系狱,蜀人大恐”“意公皆尽用法”。赵抃这次处置与以往不同,他了解到绝大多数人本无恶意,“特坐橄酒致此耳”,于是“只坐为首者,余释不问”。由此,“蜀人欢服”“蜀人愈爱之”。赵抃以宽治蜀,蜀人安之,受到时论的好评,

廉洁自律,乐善好施    赵抃性格长厚清修,喜怒哀乐不露于色。一生清白廉洁,虽然官至高位,却看淡名利,“平生不治貲业,不畜声伎”,他赴任四川,单马就道,仅携一琴一鹤一龟自随,清廉风范,历然可见。

赵抃还有很强的自律精神,受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每天“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每日自省,使得他只做对得起天下老百姓的事情。

赵抃心中始终装着百姓,对弱势群体尤为照顾,“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恤贫,盖不可胜数”。

赵抃知越州时,正逢“吴越大饥,民死者过半”,他“尽所以救荒之术,发廪劝分,而以家资先之”。在灾荒之年,赵抃捐出自己的家产来救荒,其爱民之心如此,结果“民乐从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葬”。这种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以天下苍生为先的气魄何等令人钦佩。

赵抃清廉思想对当今反腐倡廉建设的意义

赵抃的清廉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淡泊名利、勤政爱民、廉洁自律、乐善好施、以民为本等,其“进君子退小人”的主张是其清廉思想的核心,即为政要选用有德之人,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充分体现。赵抃的清廉思想也是在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下形成的。其清廉思想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把官德建设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明确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政治思想逻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与基础。为官者必须注重自我修身,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习近平同志把官德标准明确界定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并指出,“维护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利益”是官员最大的官德。

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当前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建设和加强价值观改造的任务更加紧迫。领导干部在实践中应该学习赵抃的廉洁自律精神,内心始终装着老百姓,把老百姓的事情看做大事。要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将做人的过程看作是完善自我人格、夯实从政基石的过程,把做官的过程看作是提升政德境界、践行为民宗旨的过程,真正做到“先做人,后做官”。

在官德建设路径方面,光靠内心自省还不够,还要有制度的约束和监督。当前政府应该加大对领导干部官德建设监督力度,并使之制度化和常态化。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官员选拔机制、管理体制、奖惩机制都不太健全和完善,因此,深化和改革党政管理体制,特别是改革奖惩机制和用人机制,进一步加大公开选拔官员的力度就显得尤其重要。同时,应进一步理清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避免“上级监督太远、同僚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现象。从制度上保证监督人员敢于行使监督权力,对打击报复行为严厉惩处,营造较为宽松的监督环境。

(作者:尉艳芝,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载《巴蜀史志》2017年第6期,总第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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